内容简介：
“每个台湾人寻找祖国的经历，都是一首千万行的叙事诗。”
台湾作家蓝博洲，三十余年埋首于台湾民众史研究，在封尘的机密档案中、在各地的采访中，打捞被湮没的历史与被遗忘的人。
在《寻找祖国三千里》中，有不惜放弃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业，只身穿越朝鲜半岛，过鸭绿江，潜入东北、华北沦陷区，最后终于抵达重庆的吴思汉；有独自一人从上海，经舟山群岛到温州、永嘉，最后终于在福州找到抗日组织的林如堉；还有为了参与抗日，赴日求学而后参军，回台后组织革命活动的李中志、张金海两兄弟。
这是台湾青年思慕祖国的故事，是无名英雄燃烧炽热爱国心的故事，也是他们最终倒在白色恐怖枪口下的故事。
作者从庞杂的资料中，以“吴思汉们”的生命经验为线索，展现出被遮蔽或遗忘的台湾一代青年人的家国苦难，为我们呈现更加完整饱满、有血有肉的两岸历史。
书评：
台湾统派作家蓝博洲是一个忠诚、质朴、有能耐的汉子。他积三十余年之功夫，不畏艰辛、克服困难，在台湾史领域（包括台湾政治史、台湾民众史等）制作了众多精良的口述历史，如眼前的这本《寻找祖国三千里》。
——汪毅夫
历史就是要有像蓝博洲这般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大牛头犬。凡记下的就存在，凡记下的是活口、是证人，不要以为可以篡改或抹杀，这不就是历史之眼吗？我无法想象，没有这双眼睛的世界，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侯孝贤
一部大作品必须具有相应的胸怀和气韵，也要有般配的风骨与力量。蓝博洲的《寻找祖国三千里》体现了当下难得一见的此种文学常识，罕有的平静文笔，写尽宝岛台湾一代年轻人的家国苦难。这些从历史中打捞出来的个人史，将深不见底的历史重新照亮，也重新见证了文学的光辉！
——刘醒龙
蓝博洲所描绘的人物都不是“寻常老百姓”，只能在历史的大潮中接受命运的播弄。我愿意说，蓝博洲所描绘的人物都是“英雄”。……我不认为蓝博洲只是一个“作家”，他是一个写历史的人，他为已经不为人知的台湾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证言。
——吕正惠
摘录：
1945年12月19日起，一连七天，《台湾新生报》日文版刊载了一篇题为《思慕祖国不远千里：一台湾青年的归国记》的文章，作者署名吴思汉。
通过这篇报道，吴思汉报告自己为了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不惜放弃京都帝大医学部学业，只身穿越朝鲜半岛，过鸭绿江，潜入东北、华北沦陷区，再突破前线封锁，深入内陆地区，最后终于抵达重庆的艰难而曲折的过程。
然而，五年不到，1950年11月29日，“二二八”后改组易名的《新生报》却刊载了一则题为《不法叛逆危害党国十四匪谍枪决》的报道。这一次，吴思汉成为“匪党支部书记”，而于前一天的清晨六时，与同案郭琇琮、许强等医界精英，在马场町刑场“明正典刑”。
林书扬：当时，台南二中位于一个小山冈上，校门口旁边是日本人的宿舍。……在那个年代，学校是清一色的军国主义教育。军国主义所重视的是精神教育，要让台湾人主动认同自己是日本人，要尽日本国民的义务，不能有所保留。除了精神教育以外，教育政策的重点就是军事教育。当时学校有军训课，军训教官的权力相当大，大概不会比国民党高压时代的军训教官的权力小。在这种情况之下，校内的思想控制在1931年东北事变（九一八事件）之后就更严重了。……
吴思汉：我决心放弃一切与学业，一心一意筹备归国计划，早日归返祖国，参加抗战。我随时寻找机会，接近国内留学生，并且也与医学部同年级的国内留学生渐渐熟悉了。虽然如此，我始终找不到自己所期待的人。一直要到后来，在学校马术部结识了一个就读工学部土木系的国内留学生戴振本，我所期待的归国计划，终于有了落实的可能性。
吴思汉：入夜以后，火车终于穿越鸭绿江上的铁桥，驶抵安东（丹东）。
我提着装着药品的行李箱，下了火车，没有遇到任何刁难就顺利通过海关的入境检查，走进车站候车室，等待开往沈阳的下班火车。坐在候车室的长条椅上，听着周遭旅客讲着从来没听过也不知所云的东北方言，我内心激动地告诉自己：
“终于回到祖国了。”
这天是1944年4月7日。
李纯青：“二二八”事件时，吴思汉与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在一起，静听台湾电台和陕北电台广播。
徐萌山：台北“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吴思汉告诉我，他一定要回去推动台湾的新民主主义运动。于是，他不惧满天密布的白色恐怖罗网，毅然地乘船回台。
叙事者：关于殖民地台湾青年吴思汉的身份认同之旅的故事，我只能说到这里。此时此地，“身份认同”的问题，在时代与政客长期操弄下，已经变得极其复杂而敏感。我想，他那为了抗日而寻找祖国三千里的传奇恐怕也不会再让新一代的台湾青年有所感动了吧！而他最终死于白色恐怖的枪口下的悲剧命运也恐怕只能让那些不愿或不想当中国人的台湾人当作必须“去中国化”的典型教材吧！
1950年12月16日，清晨时分。台北马场町的天空中又响起了一连串一声紧过一声的枪响。刹那间，年仅二十八岁的板桥青年林如堉，与他的同案难友——年仅二十一岁的江西籍的吴朝麒，如同一批批爱国的、追求祖国进步与统一的本省籍与大陆籍的青年的命运一般，仆倒于蒋介石流亡政权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肃清中。枪声的余音缭绕。近四十年后，这微弱得就要死寂了的余音，终于通过幸存的殉难者的同志与家属的口述，在历史的长河中延续了下来。
叙事者：与此同时的5月，台湾军部于总督府所豢养的《台湾日日新报》揭露：3月间，台湾新民报社董监事组织的华南考察团，在上海接受华侨团体欢迎时，台湾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者的领袖林献堂在席上致辞有“林某归来祖国”之语。该报同时连日以头条新闻挞伐林献堂为“非国民”（日奸）。6月17日，也就是日本所谓台湾始政纪念日当天，在台中公园的庆祝会上，一名日本浪人竟而因此殴辱林献堂，惹起所谓“祖国事件”。
林信子：按照父亲的安排，1942年3月大哥林如堉于台北二中毕业后，立即东渡日本，投靠一高。可大哥却因考试期间患了流行性感冒而落榜。落榜后，大哥并没有回台湾，他仍然留在日本，进了早稻田预科补习，准备报考日本帝国设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大哥一旦考取后就离开日本，奔赴上海。这时，父亲也曾向我提起他的疑问：他怀疑早就立定抗日志愿的大哥报考一高时的落榜是有意的。因为这样，他才有借口违背父亲的安排，然后通过进入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就读来实践他投入抗日战争的心愿吧。
李登辉：1947年8月……林如堉、李苍降、陈炳基、李熏山和我五个人真正开始要组织，但不是组织共产党。我不太了解他们各人的事情，像李熏山是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突然之间有这个人来……
新民主同志会成立的时间我不太记得，但是主要是在“二二八”事件以后，需要组织来对抗国民党，台湾才有法度……
我和这四个人大部分都是在学习，当时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也提出“联合政府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是毛泽东的话，大陆有很多这款书进到台湾来，大家都在讨论……
张砚：后来，大哥李中志在东门三条通买了一栋日本人归国前拍卖的房子。我们一家人于是搬过去住。那时候，廖瑞发也经常跟我们住在一起，而且经常利用这个地方和蔡孝乾、张志忠等地下党领导人会面。每一次他们会面的时候，我都会负责把风的任务。可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他们的真正身份。只知道一个姓陈，一个姓张。廖瑞发的身份，我是知道的，因为他不但是我的思想启蒙者，而且也介绍了我入党。廖瑞发对我们一家四兄妹是非常重视的。尽管大哥并不同意自己的弟妹们都投入革命活动，可廖瑞发还是分别把我们吸收到地下党里头，并且在不同的战线上工作。
张砚：……我听了心中难过。可我以为大哥是一个从小就坚决要为中国的革命献身的人，这从他改名“中志”即是证明；再说，大哥也不是那种禁不得人家批评的人。他一定是心里有什么结打不开吧！我这样想。就在这时，廖瑞发现身了。“你去把你大哥找来，我要跟他好好谈谈。”廖瑞发亲切地对我说。我于是向大哥传达了这个指令。
……1941年1月，廖瑞发派人来叫我下山，要我作为青年代表，到大陆参加4月10日起举行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他说大哥已经积极起来了，这次出去，其他人都不准家人来送。只有我例外。明天，大哥和弟弟黑仔都会来送我。我听了非常高兴。我想，廖瑞发的意思是暗示我，弟弟黑仔也已经入党了。
（摘编人：韩海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