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冯骥才先生“记述人生五十年”《冰河》(无路可逃)、《凌汛》《激流中》这一系列非虚构、自传体、心灵史式写作中的最后一本。
《漩涡里》完整、真实而又细腻地记录了冯先生人生的第二次重要“转型”——从文学跳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心路历程。这一转变是为时代所逼迫，也是冯先生已与文化融为一体的命运使然。他从情感上、使命上，把保护民间文化、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天职。从一开始的自发行动，到后来的主动投入，冯骥才始终没有离开作家的身份和作家的立场，这种立场不仅是思想的立场，而且还带着一份浓厚的情感，而一件件具体的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故事，体现出了他作为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敏感与自觉，责任与担当。
一生中最宝贵的二十年放在时代的重压下
这是一本生命之书，也是一本记录我个人极其艰辛的思想历程的书。
我投入文化遗产保护，是落入时代为我预设的一个陷阱，也是一个一般人看不见的漩涡。没人推我进来，我是情不自禁跳进来的，完全没有想到这漩涡会把我猛烈地卷入其中……
摘录：
文学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的思维，并使我有了太多的思考、变化的心境与复杂又敏感的心绪。
我必须把自己的绘画建立在自己的文学感受与气质上，还要逐渐建立自己的艺术思想和理论支撑。
我是从激情的文学征程，转而走上一道彩色的丹青桥，然后掉进巨大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漩涡里。
如果说，在上海我是以卖画的行动促成了迷楼的保护，这次则是用卖画之所得切实地保住了贺秘监祠。我由此实实在在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动中来。
对一个时代文化的自觉，不是别人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渐渐觉察和觉悟到的。
作家的情怀是对事务有血有肉的情感，一种深切的、可以为之付出的爱。我对民间文化的态度不完全是学者式的，首先是作家的。
每到海外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启动两种思维：文化比较和自我反思。
一方面我要去跟政府的相关部门和领导交谈，把我们此次活动抢救性调查获知的重要历史文化信息高速他们，把专家们关于老城保护的意见转呈给他们。一方面加紧整理抢救成果，摘精选粹，编撰一本老城的影像集，尽快出版，好拿着它说服领导，为老城留下一些历史精粹。
做一件或几件社会文化的事，可能出自一种情怀。但如果最终变为一种人生的选择，却一定出于一种思想，是思想的必然。
最深刻的地域特性是在人的集体性格中。
如果你关切自我，选择权在你手里；如果你过于关切社会，往往你就会被社会选择。
巴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精神至上——对所有高贵精神事务的尊重，包括对历史及其遗产的敬畏。
中国文物流失的“狂潮”共有两次，一次是1840年至1949年间；一次是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后一次主要是民俗文物流失，几乎是灭绝式的。
在现代工业文明猛烈的冲击下，我们队处于瓦解与濒危的民间文化遗产的首要工作是抢救。
那时，我确实不懂官员为什么总要把该做的事情与他们的政绩挂钩，只要与政绩无关，他们没有兴趣。有时我自以为能说服他们，其实我的道理却常常只是感动了自己而已。我是在欺骗自己。
我心里会永远记着那个时代做文化抢救的志愿者的身影。
这样，我就渐渐自觉地从更宽广的思想视野和国际视野来思考文化遗产的当代遭遇这些深层的问题了，进而追究本质与寻求科学的应对方法。
我为精神而工作，我靠精神而活着。我相信精神的力量还得从自己身上汲取。
2006年是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重要的一年。尽管各种问题依然纠结，却渐渐从中看到一种积极的状况，如同光明一般出现。这就是国家作为保护力量的主体逐渐鲜明，国家的作用彰显出来了。我们很高兴，当时我讲过一句话：国家的文化自觉清晰起来了，于是一个崭新概念也就越来越突出——非遗。
我对文化自觉的理解是，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自觉，即知识分子应当任何时候都站守文化的前沿，保持自觉，主动承担；还有国家的文化自觉，国家也要有文化的使命感，还要有清晰的时代性的文化方略，只有国家在文化上自觉，社会文明才有保障。当然，关键的还要靠政府执行层面的自觉，只有政府执行层面真正认识到文化的社会意义，文化是精神事业而非经济手段，并按照文化的规律去做文化的事，国家的文化自觉才能真正得以实施与实现。上述各方面的文化自觉最终所要达到的是整个社会与全民的文化自觉。只有全民在文化上自觉，社会文明才能逐步提高，当代社会文明才能放出光彩。
至今还未见任何一个国家专门制定过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法规。而且，传统村落又是与现有的两大类——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不相同的另一类遗产。
我认为，从遗产学角度看，传统村落是另一类遗产。它是一种生活生产中的遗产，也是饱含着传统的生产与生活。为此，对它的保护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一个全新的课题。在认识上、学术上、国家战略上都具有挑战性。
（摘编人：彭雪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