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20世纪后半叶是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美国更是旋涡的中心，热点事件、政经黑幕频出。《华盛顿邮报》逆势崛起，以媒体人的良知，捅破层层天窗，改写历史进程，犹如彗星划过夜空。
1971年，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泄露，该文件详尽客观地记录了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对越政策的种种秘密，从根本上动摇了越战的合法性。在政府的压力下，全美各大媒体噤若寒蝉，唯有《华盛顿邮报》将真相彻底公开，为此不惜与国防部授意下的司法部对簿公堂，直至在美国最高法院大获全胜。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越战的结局。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华盛顿邮报》不顾白宫和总统本人的阻挠和威胁，持续在头版头条发布事件调查报告，直至将这个震惊世界的政治阴谋彻底揭穿，并直接导致了美国当任总统尼克松的下台。
带领《华盛顿邮报》写下新闻史上登峰造极一笔的人，正是本书的作者凯瑟琳·格雷厄姆。她系出名门却中年丧偶，在男性主宰职场的环境下，逐步成长为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历史的“女皇”。这本回忆录，从媒体人的角度几乎重现了美国近代史；从私人的角度，又给历史补充鲜活的细节和动人的情感。从这方面说，本书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凯瑟琳·格雷厄姆，华盛顿邮报公司前发行人、董事会主席，被中肯地称为“美国新闻界最有权势的女人”。 她身处的大时代，影响历史走向的关键事件频出，也是传统媒体的颠峰时代。作为美国主流大报的掌舵者，她是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当事人和记录者。她曾与十二任美国总统谈笑风生，与各界精英私交甚笃，小布什曾说：“总统们来来去去，而她知道他们所有的一切”。 1997年，她将一手打造的媒体帝国交给接班人，动手写就这部经典之作，并于次年荣获普利策奖。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当国家机器开倒车，谁能拍案而起。
《财富》杂志推荐的75本必读书之一
普利策传记奖获奖图书
逆势崛起的《华盛顿邮报》，以媒体人的良知，捅破层层天窗，改写历史进程，犹如彗星划过夜空。
她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历史。
摘录：
我父亲从来都不善于处理亲密的人际关系；感情存在于心，却无以言表。
他一生之中的典型习惯，就是在做出决断前弄清事实真相。
我嫉妒她的自信、独立、敢做敢为以及与家人决裂和冲突的决心。我也想要潇洒不羁起来，但我没有那样独特的天赋和勇气，还总是因为被动接受他人安排而遭受嘲弄。
无论置身于何种环境，都要努力融入其中。我必须去观察他人在做些什么，然后去效仿他们。我要应对我的孤独，我的与众不同，并变成他人那样。
母亲为我们设定了不可能企及的高标准，这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也损毁了我们的能力，令我们甚至不能完成自己设定的恰当目标。
我唯一记得的与金钱有关的讨论就是，父母告诉我不能只做富家小姐，必须做些事情，参与一些有益的、能创造价值的工作；你不能也不应该一事无成。工作始终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也许他希望尤金像个东方的寡妇，陪伴主人葬身火海。我猜胡佛进入政治坟墓的同时，希望带着所有的家臣、家眷，甚至是宠物狗一同陪葬，就像伊朗人和塞西亚人首领一样。
父亲认为报纸是公共信托，意在服务于民主国家的大众。
在某些时候,父母直接指明行事原则，也许能够帮助孩子。我不认为强硬地建议你去做某事会对你有益。我甚至觉得不需要建议你什么，因为我相信你能做出很好的判断。我所能为你做的，是偶尔指出某些已经在我思想中演变得可靠而务实的原则，倘若你能够理解并赞同这些原则，那么就应让你自己去应用它们。
我们很难真正尽全力去做那些低级、渺小、无关紧要的事情。一直以来，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很优秀，若是要跌落谷底，我们很难舒适自在。我们唯一能够长大的方式，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攀上高峰。
每个人都要学习，在决定放弃工作前，我应该付出更多的时间，也许我配不上每周21美元的薪水，但我以后的价值会远高于此，因为我会逐渐学会那些令我气馁的一切。我不清楚是什么说服了我，但我还是同意留下来，我知道以后有的是放弃的机会。
收购《时代先驱报》是非凡而出乎意料的巨大成功，但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整个20世纪50年代，母亲广泛从事写作和演讲，表现优秀，她还沉浸在各类公共福利和教育问题上，被授予了一系列荣誉学位，工作获得了普遍认可。母亲70岁生日时，天文学家哈罗·沙普利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星系——并非普通的礼物。
就我所知，罗宾最后一无所得，她也从没有索取过什么。她被菲尔迷住了，只是后来才慢慢得知菲尔的疾病。我记得她曾经打电话询问，菲尔是否留下过字条，但此后从未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她也从没有在采访中谈论过和菲尔的关系。她一定是位非常正派的人。我听说她嫁给了澳大利亚外交官，生活很平静，我希望她最终也走出了那件事情带来的阴影。
从我们现代的位置到成为“最优秀”需要做出一些异常艰难的决策，其中最艰难的决策同意图、目标和针对开支的态度有关，当然，这些决策必须要由你做出。做出这些决策不会轻松，不会平静，也无法在一夜之间完成。
我一生之中都只盯着失误或能改善的事情，却看不到做对了什么。
给我做自己想要做的工作造成最大障碍的是不安全感。它部分来自我特殊的经历，但更多的是源自社会定义女性角色的那种狭隘方式，就这个意义而言，它是与我同时代的大多数女性的共有特征。
五角大楼文件”披露的程序恰恰是政府处理大多数事务所遵循的程序。我们可以由衷地相信“不再有越战”的誓言，但直到公开政府体制，并将其运作方式暴露在大众的监督之下之前，那个诺言只会是空洞的说辞。
统治者与记者也许就是天生的敌手，但尼克松政府如今尤其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擂台。派遣司法部官员向法庭提起诉讼，而不再是仅仅用副总统来做传声筒，这样的做法表明他们已经改变了斗争的性质。我们全都愈发担忧起新闻自由问题，以及尼克松政府的专横态度——政府掌控全部权利，可以决定美国人们理应了解哪些信息。我们还认为，正如本后来所说，如果媒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受害的将会是公众。
大家常常觉得我勇气可嘉，因为我在“水门事件”中支持了编辑们。事实是，我始终觉得自己根本别无选择。一个人可以选择时，才谈得上勇气。在“水门事件”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重大的抉择时刻，可以让我或任何人提议停止报道。“水门事件”是逐步展开的。待到报道已经发展至某种程度，我们恍然大悟事实真相时，已然涉水进入河流深处。一旦来到水流中心的最深处，我也就再也不能回头了。
我非常确信，《邮报》的记者和编辑的工作禁得起批判性的审视。我曾经对杜鲁门·卡波特说，事情看起来似乎会是“要么我进监狱，要么他们进监狱”。另一方面，我必须承认自己感到了恐惧。我畏惧那个人及其宠臣的权势，畏惧那位自认为有权隐藏在国家安全斗篷里面的总统。
水门事件”之后的媒体界必须警惕一种浪漫主义倾向——将自身想象为崇高的身处困境的斗士，在极端不利的局势下守卫着一切伦理道德。“水门事件”脱离了常规，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到处寻觅阴谋诡计和遮掩罪行的活动。另一方面，我不相信我么“过度报道”了“水门事件”，尽管尼克松的支持者直至最后一刻还在如此宣称。
身为管理者，我经历了一番磨难后了解到，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一旦管理层丧失了基本的管理权，必然会招致麻烦。这次罢工促使我坚定决心，要在公司内部建立更加通畅的沟通渠道，最终出版出更优秀、更强大的报纸。
某种意义上讲，对戈尔巴乔夫的采访是我同梅格、吉姆及其他人旅行历史中的一个高潮，在15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这些旅行构成了我生命中的重要部分。
倘若你已经单独生活了好几年，恐怕你就会开始意识到，改变自己去同某个人生活，适应乃至迁就他的意愿和生活方式是极为困难的事情。我很清楚，我嫁给了工作，且深爱着它。
我终于不情愿地迈向了人生第七个十年的末尾，每一次岁月的更迭都让我更加懂得了享受生活。时至今日，我从未介意过衰老；事实上，我没有太多地去思考它。
我认为，我们对新闻品质的关注是优秀的经营方法，也是必要的编辑策略。我们最终取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经营遵循这样的理念——优质新闻与盈利密不可分。
我心怀感激，因为我仍旧能继续工作，享受新生活；我丝毫不怀念逝去的往昔。倘若你已经日渐衰老，却对过去的生活念念不忘，这是非常危险的。既然过去的事情已经脱离了我的掌控，那么，我愿意活在当下，展望未来。
（摘编人：彭雪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