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沈从文，生于1902年，逝于1988年。
沈从文两手空空走出湘西，闯荡更宽广的世界的时候，他并非一无所有，而是携带着一个积蓄了丰富信息和能量的顽强自我。这个自我在此后与周围世界的不断摩擦中逐渐显现，重要的是被他自己发现并且确认，进而以此成就独特的文学事业。这个自我也在与时代的碰撞和冲突中遭遇挫折和危机，在严峻的考验中调整、坚持、扩充，一次又一次重新发现和重新确认。
这部沈从文前半生的传记，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变动的时空中叙述他生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叙述他的辗转流荡，他的“传奇”与他的平常，他的“人格放光”与他的精神痛苦，他与时代密切相连却持续强韧地保持紧张的“对话”——这是一个人自己的故事，也是牵涉各种社会关系，承载文学、思想和感情的重量，交织进现代中国复杂纹路里的故事。
沈从文的前半生，在已经出版的传记中，有几种的叙述相当详实而精彩；再写，就很有可能成为没有必要的重复工作。这是我五年前起笔写《沈从文的后半生》时有过的想法，并把这个想法些在这本书前面的“说明”里。
《沈从文的后半生》完成后，这一想法有所改变。不仅是因为近二十年来不断出现的新材料中，关涉前半生的部分可以再做补充；更因为，后半生重新“照见”了前半生，对后半生有了相对充分的了解之后，回头再看前半生，会见出新的气象，产生新的理解。我抑制不下冲动，试写《沈从文的前半生》。
书评：
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 ——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
我正感觉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生命中储下的决堤溃防潜力太大太猛，对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由于外来现象的困缚，与一己信心的固持，我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推挽撑拒，总不休息。 ——沈从文，一九三九年
摘录：
我应当照城市中人的口吻来说，这真是一个古怪地方。
如此顽劣，实在伤了军人父亲的心；他是第一个赞美这个儿子明慧的人，本期望这个儿子将来即便不做将军，却可能比做将军还要高些。
我还只是十四岁稍多点一个孩子，这分年龄似乎还不许可我注意到与家中人分离的痛苦。我又那么欢喜看一切新奇东西，听一切新奇声音，且那么渴慕自由，所以初初离开本乡时，深觉得无量快乐。
我欢喜这种书，因为它告给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它不如别的书说道理，它只记下一些现象。即或它说的还是一种很成腐的道理，但它却有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
我总仿佛不知道应怎么办更适当一点。我总觉得有一个目的，一件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事业，又不知用什么方法即可得来。
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利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了，不能委屈过日子了。
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
这场莫名其妙的误会，当然有伤一个无辜而倔强的年轻人的自尊，尤其考虑到两个人的“身份”差距巨大，一个是刚开始写作的文学青年，一个是已经公认为新文学最有成就的作家，沈从文的屈辱感恐怕很难消除。两个从未见过面、从未交往过的人，由此产生心理隔阂，以后就再难交往。虽然从理智上，此后他们彼此对对方的作品都做出过很高的评价，感情上却没法走近了。
虽然有大量作品发表和出版，但本就不高的稿酬和版税常常拖欠，最后分文拿不到的情况也碰到过几次，又加上出版处倒闭而背着一身债务，沈从文带着生病的母亲和年轻的妹妹生活，压力日甚一日，难以支撑。
沈从文上习作课，用的方法最朴实，不是作家的人就没法模仿：他自己一篇一篇写出来，当作示范。
历经此事，从开始到现在，张兆和的态度一直很坚定，表现出来是如终如一的“顽固”；但是，她的心理在这一过程中，未必就没有些微的变化，很可能只是她自己不愿意去觉察而已；“顽固”到“最后”，她也不能不对自己承认，毕竟还是有所触动。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来源和历史，这个来源和历史造就了他现在的状态。一个人要认识自己，必得认识自己的“自”，那就需要沿着自己生命的来路去追索，沿途追索的过程，也就是重新探求生命来历的过程。……过往的经验和历程之所以有意义，之所以要叙述和值得叙述，就是因为要靠这个过程才能把自我确立起来。而所以要确立这样一个自我，是为已经可以触摸到的将来而准备的。
我一生读书消化力最强、工作最勤奋、想象力最丰富、创造力最旺盛，也即是在青岛海边这三年。
一九三三春天，沈从文和张兆和去崂山玩，走北九水，“路过一小乡村中，碰到人家有老者死亡，报庙招魂当中一个小女儿的哭泣，形成《边城》写作的幻念。记得当时即向面前的朋友许下愿心：‘我懂得这个有丧事女孩子的欢乐和痛苦，正和懂得你的纯厚与爱好一样多一样深切。我要把她的不幸，和你为人的善良部分结合起来，好好用一个故事重现，作为我给你一件礼物。你信不信？’”
尤其是徐志摩先生……你们看完了这本书，如果能够从这些作品里得到一点力量，或一点喜悦，把书掩上时，盼望对那不行早死的诗人表示敬意和感谢，从他的那儿我接了一个火，你得到的温暖原是他的。
“另外还有两个盘子，一个是你今年花二元在厂甸买的那个五彩鸳鸯戏荷大盘子，一个是西番莲边有小孔眼的小盘子，两个都很厚实，塞在他们行李囊内绝不会碰坏。“——当此危难混乱之世，去留两方各受分离之苦，做妻子的记挂远行人，安全、生活、工作、精神、习惯，方方面面之外，还细心照拂到他个人的嗜好，寄缎子，捎盘子——这岂止是慰藉，更是深知。
我总若预感到我这工作，在另外一时，是不会为历史所忽略遗忘的，我的作品，在百年内会对于中国文学运动有影响的，我的读者，会从我作品中取得一点教育的。至于日子过得寒酸一点，事情小，不用注意的。眼看到并世许多人都受不住这个困难试验，改了业，或把一支笔用到为三等政客捧场技术上，谋个一官半职，以为得计，惟有我尚能充满骄傲，心怀宏愿与坚信，来从学习上讨经验，死紧捏住这支笔，且预备用这支笔来与流行风气和历史上陈旧习惯、腐败势力作战，虽对面是全个社会，我在俨然孤立中还能平平静静来从事我的事业。我倒很为我自己这点强韧气概慰快满意！
因现实的刺激而生的痛苦，由自己的“思索”而来的苦恼，交相纠缠沈从文敏感而孤单的心灵，幸好有家庭生活，它的有序、活力、欢乐、朴素，给予极大的安慰。
我和这一位年纪青青的木刻作者，恰代表一个小地方的一种情形：一则处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积习已完全游离，而出于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却正犹十分旺盛，因之结合成种种少安定性的发展。但依然不免因另外一种有地方性的特质与负气，会合了一点古典的游侠情感与儒家的朴素人生观，与时代俨若完全游离。即因此终不免如其他乡人似异而实同的命运，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的结局。至于这个更新的年青的衍化物，从他的通信上，和作品自刻像一个小幅上，仿佛也即可看到一种命定的孤立，由强执、自信、有意的阻隔到永远的天真，共同作成一种无可避免的悲剧的将来。至于生活的败北，犹其小焉者。
他无法回到文学创作，他深恶痛绝的战争和政治缠住了他；他摆脱不出来，也负气地不想摆脱；他频频发表关于时局的杂论，作困兽之斗，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绝望的嘶喊。
在天翻地覆的巨变进程中，沈从文追悼“近乎人情”的“常人品性”，追悼“伟大得平凡”、“伟大本与素朴不可分”的为人为事，虽然无意于自我投射，但这种追悼本身，连同这一时期他自己所努力所挣扎的一切，正是面对这个时代的个人方式。然而，他个人的这种面对，又像是背对，给时代留下一个背影——一个有“悲哀的分量”的背影。
（摘编人：彭雪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