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聚焦美国愈演愈烈的住房问题——房价持续上涨、生活成本不断上升，收入却停滞不前、甚至不增反减——马修·德斯蒙德决意深入贫困社区，一探问题的核心。
2008年5月，德斯蒙德住进了密尔沃基南部的一个拖车营。同年9月，他搬至北部旧城区的一处出租房。当时还是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的德斯蒙德笔耕不辍，记录濒临被驱逐群体的日常生活：他们与蛇虫鼠蚁比邻，家中的水槽长年堵塞，暖气电力说停就停。房客们使尽浑身解数、把绝大部分收入用于交租，却依旧阻止不了跌至绝境的命运。
在这本精彩却令人心碎的作品中，德斯蒙德带领读者走访了密尔沃基的贫困社区，娓娓道来八个在绝境边缘的美国家庭的故事：带着孩子找房的单身妈妈、毒瘾缠身但心地善良的男护士、替房东打工赚租金的残障人士……读者将直面贫穷带来的流离失所，见证匮乏者拒绝屈从的优雅身影。这是一本关于贫穷和驱逐的启蒙之书，也是一部呼吁行动与改变的作品。
2016《纽约时报》书评年度十佳好书
2017年普利策非虚构类作品奖
2016全美书评人协会将年度图书
摘录：
许多家庭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收入停滞不前，甚至不增反减；与此同时，居住成本却一路飙升，今天美国大多数贫困的租房家庭得砸超过一半的收入在“住”这件事上，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家庭要用七成以上的收入支付房租和电费。每年因为缴不出房租而被扫地出门的美国国民，数以百万计。
在全美包括密尔沃斯在内的各个城市，租金合理的房屋存量越变越少，乃至于消失，低收入家庭开始抢占便宜的住房资源。放眼全美，廉价房的空置率已经降到百分比的个位数。
对美国人而言，不管是穷人或者是中产，都有一个非常清晰而强烈的愿望——拥有一个家。从拓荒时期以来，自由、公民权与土地所有权这三驾马车并驾齐驱，是美国人心目中的重中之重。要成为美国人，就必须是一家之主。租房子被认为“不利于自由的发展”。
只要弱势的社区邻居间能相互信任，对社区的发展愿景产生共识，那这当中就能生成所谓的“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而集体效能越高，弱势社区的犯罪率就会越低。
降租可以满足市场需求，也可以避免被欠租并且减少驱逐房客的各种成本，但做底层市场的房东大多不会这么做。因为想要避免欠租跟驱逐的成本，本身也是有成本的。对众多房东来说，比较“经济”的做法不是维护屋况，而是直接赶人。面对万年欠租的房客，想在维修费上抠门是有可能的，而高房租就能“确保”租房者永远处于欠租的状态。
法律能够保护的是有办法正常缴租的租户。法律的设计就是要保障住房的安全与人道，而有能力缴租的人不仅能光明正大找来房屋检查员查看屋况，还有权利大大方方地扣住房租直到房子修缮完毕。但只要一拖欠房租，这些保障就会土崩瓦解。欠租的房客会被剥夺扣住房租或暂时将租金信托给第三方的权利。向房屋检查员申诉更是形同引火自焚，因为驱逐的命运可能会先行上身。低收人的租房者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只是维护权利的代价他们负担不起。
有的房客收集了一些证据，但他们陈述证据的方式可能会“帮倒忙”（讲得太笼统或太弯来绕去，语气太冲或太弱）。你要是认为说话的方式和语气不会在房客、房东与法庭人员间的阶级、性别、种族关系中产生“化学反应”的话，那可就太天真了。在房东培训课程当中，学员学到的是：“越大声、越闹腾、越激动，你就输得越快。所以请你咬紧牙关，撑到最后。”就算不熟悉驱逐案件的处理流程，房东们也至少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凭这一点就足以跟法院的职员、特聘法官、正式法官拉近距离。社会阶级越是接近，他们所言说的就越是同一种“语言”，说话的措辞和语气也越是相近。
达里尔牧师在犹豫不决，一方面他觉得照顾穷苦跟饥饿的人不是政府，而是教会的责任。对他来说能做到这点，才符合“最纯粹的基督信仰”；另一方面就拉瑞恩的个案而言，达里尔牧师觉得很多的苦难是拉瑞恩自作自受。“她不少决定都不聪明，包括乱花钱……让她苦段时间也许才能真正认清‘喔，我做出愚蠢的决定，会自食恶果。’”伸手帮助“穷人”很容易，但如果你知道这个穷人是谁、他的长相、他过往的事迹、疏忽和做过的错误决定，事情就变得复杂多了。
“你现在要是拿得出钱来”，这句话是症结所在。房贷作为一个行业，已经在金融危机那会儿萎缩得差不多了。光在2007年，放款机构的数目就减少了25%。因为怕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银行都变成了“小气财神”，放款的标准变得异常严苛。想从他们手上借钱，信用记录得完美无缺，首付也要多准备一些。
托宾身上已经没有房贷要背：他1995年以210万美元的价钱买下了拖车营，然后花了九年的时间把贷款还清。但他还是得付财产税、水费、定期的维修费、连尼和办公室苏西的薪水跟租金优惠、广告支出，乃至于驱逐衍生的成本。扣除掉上述成本，再考虑空租、欠租等因素，托宾可以放进口袋里的年收人在44.7万美元上下，大概是议员所说的一半。不过话又说回来，托宾这样的收人在美国绝对是前1%，而缴租给他的却是最穷的那10%的美国人。
无论要走的人是不是瘾君子，拖车营的住户鲜少会对邻居被驱逐发表意见。在他们的观念里，被驱逐是罪有应得，是那些人自己不长进。甚至有人会说驱逐是好事，因为驱逐可以“把人渣清一清”，等于是替园区去芜存菁。最觉得穷人该死的，往往就是穷人自己。
社区在居民们的眼中一旦成了剥夺与罪恶的代名词、成了“各种触礁人生”的报到处，他们就会对社区里的政治能量丧失信心。……社区缺乏信任感，无关邻里实际的贫穷与犯罪率。与之密切相关的反倒是萦绕在住户身旁的那种厚重的不幸气息。
在2008年和2009年，密尔沃基警局每三十三小时就会开出一张妨害设施的传票给房屋所有者。其中最常见的妨害行为是“人际纠纷”，这是个无所不包的分类项目，适用于五花八门的事件，当中包括有人拒绝离开住处而相持不下、或者发生严重口角。这之后排名第二的是居家噪音，排第三的则是家庭暴力。事实上家暴的件数（大部分是拳打脚踢或使用某种武器），比各式各样的伤害、妨碍社区安宁的指控和与毒品相关的犯罪案件全部加起来还要多。
拉瑞恩代表的这类人处于多重困境的夹击之下，你根本无法想象他们得上进或自制到何种程度，才有机会振作起来脱贫。仅仅是从在贫穷中挣扎度日进步到在贫穷中安稳度日，两者间的鸿沟就已经让在底层的他们望而却步；就算是锱铢必较地存钱，脱离贫穷的希望仍然渺茫。于是他们选择“放弃治疗”，选择在苟活中光鲜亮丽、在磨难中寻欢作乐——这些是他们生活的调味剂。他们会吸点小毒、喝点小酒、怡情小赌，看到电视会说买就买。他们会把食物券往美食上砸，比方说拿去买龙虾。
事实上，这些人大多是“疲惫的将就者”，无数次尝试皆以失败告终后，他们“哀莫大于心死”地接受弱势社区里的破房子；不管工作有没有前途、合不合法，都照做不误。被拒绝所带来的耻辱感，不仅逼着人接受不理想的生活环境，还会消磨他们追求美好未来的意志。
美国在1968年通过了《公平住房法案》（Fair Housing Act），但国会议员并没有将有小孩的家庭列为受保护的对象，而这等于替房东开了扇窗，让他们可以继续肆无忌惮地拒人于千里之外，或者把有困难的房客扫地出门。
事实上，贫民窟一直都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并不会有人真的希望弄出一个贫民窟来。贫民窟绝不是现代化城市的副产品物，也不是伴随工业化和都市化出现的悲剧；没有人可以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也没有人会故意去设计这样一个场域。贫民窟始终是土地资本化的一大特征，而对从土地稀缺、房子年久失修和种族隔离中看到商机的人来说，资本化的土地正是他们的摇钱树。
贫穷会逐渐累积，越来越看不到尽头。所谓贫穷，常常意味着祸不单行。种种不幸盘根错节，将人团团包围，身在其中的人只有竭力让自己不要发疯。偶尔会有间隙，让人可以喘口气，但总的来说，生活就像是一档闯关游戏，眼前摆设着一道道关卡。
大部分房客一遭遇驱逐就放弃出庭，法院其实并没有兴趣处理这样的案子。真要说，法院还真的希望他们不要出现，因为驱逐的案子每天都有厚厚一叠。房屋法庭的工作人员就算心有余（同情房客），力也不足；因为他们的第一要务是把当天的案件处理完。万一处理不完，次日又会送来新的一堆。所谓的“程序正义”，最后往往只剩下程序，看不见正义：总之先把案子处理完就是了。
剥削最能见缝插针的地方，就是生活必需品，像住和吃。多达1200万名美国人办理了等同于高利贷的“发薪日贷款”，他们借钱可不是为了“打肿脸充胖子”买奢侈品、也不是因为临时有意外的支出，而是因为他们有房租、油钱、餐费，或其他的固定账单要付。发薪日贷款只是五花八门的财务吸血鬼中的一只，信用卡的循环利息、为盈利性大学提供的学生贷款等，统统在打穷人口袋的主意。
保留记录、公开信息的做法，使司法系统产生了极大的变化：驱逐记录成了一种“武器”，庭上的法官和庭下的房东都会以此要挟房客，让他们放弃陈词的权利。与其上庭争个脸红脖子粗，房客倒不如直接跳过司法程序：房东要你走，你就静静地走。如果出庭只能换得法院下令赶人外加背上驱逐记录，那我必须直言，美国的司法体系真是大有问题。
对一位田野工作者来说，难的不是出发，而是挥别。而最大的道德困境不是被要求出手相助时该如何回应，而是面对他人的无私与付出时要怎样回应。我很幸运可以在密尔沃基遇到书里这些人，他们一次又一次不计理由地帮助我。每当他们这么做，我都会想起他们拒绝屈服于困苦的优雅身影。贫穷再不堪，也动摇不了他们内心深处的良善。
（摘编人：彭雪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