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恋地情结》作为段义孚的成名作，主要讲述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随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人们感受到了环境的巨大变化。但是，这些关注，更多是从环保和生态的角度，而对于人在情感上与环境的关联，很少触及。段义孚的这本书恰恰就是从这一点上来论述。环境不仅作为人们的资源攫取地和需要加以适应的物理场所，环境也是人在实践中建构的人文场所，人将他的价值、情感置于其中，人文丰富了大地景观的生态状况，地方景观丰富了人的情感体验。本书用一些明确的概念来理解和解释人与地方的这种情感关联。
摘录：
环境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人文问题，如果没有实现自我认识，就不可能提出长久有效的解决方案。人文问题，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社会的，都受到心理动机、价值观与态度的深刻影响，它们直接导向最终目的。
在自然科学领域，即便是最简单的定理也可以推翻人们的常识；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常识笼罩在学术的权威之下，被反复地强化。因此，我们为达到目的所用的方法经常比结果本身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不过，系统化了的成果仍然具有极高的价值，因为它们让由常理发出的推论变得精确，而且它们经常能挑战甚至是推翻纯粹的主观判断。
当我们的研究向前推进的时候，个人层面上和群体层面上的众多让人眼花缭乱的视角会逐渐清晰起来，而且我们冒着忽略掉一个重要事实的风险：即无论我们观察环境的视角有多么庞杂，作为同一个物种里面的一部分个体，我们也只能以某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观察世界。拜相似的身体器官所赐，所有的人都有类似的感知方式，有类似的世界。但如果我们问，人类所拥有的现实世界与其他动物的世界有哪些区别，人类感知的特性就凸现出来了。从表面看，人可以和狗很亲近，但是人不能从思维上体验狗的生活。
人类的意识有一种倾向：将连续的自然界切分开来，从中挑选出一些事物结成对子，并把相反的含义赋予对子的每一方。
在绝大多数地方，蓝色都是主色调中最后一个被赋予词汇的。甚至在很多语言中根本就没有“蓝”这个词。
苏珊娜·朗格（Susanne K.Langer)认为：“开放的户外空间，没有山脉和海岸轮廓线的束缚，体积是最大规模建筑物的许多倍，但是它让人们产生的‘大’的感受却跟进入一个大建筑物内部差不多。所以很显然，纯粹的建筑形式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尽管以自我为中心是人类难以更改的天性，但它却很少能完全实现。这是因为一个人想要生存，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要依赖其他人，而且自我的依赖是有方向性的一—在“眼前”的事物显然和在“身后”的事物是不等价的。自我中心主义只是在应对生活的种种挑战的过程中产生的臆想罢了。
这个序列在中国十分盛行，但是罗马人将之拿来并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在亚欧大陆两端。这两大帝国同时存在，它们都模模糊糊地知道对方，但是都觉得没有必要就已知的信息来调整自己的民族中心主义观念。
人类是一个分异成都很高的物种。就外表来说，不同的个体之间就已经有很大的差异性；但要是和内心世界的差异性相比，前者就小巫见大巫了。
符合禁欲主义的行为可以归因于意念之力，是心胜于物的表现，是被大彻大悟所支配的苦行。
如果在群体层面上研究人的环境态度和价值取向，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个群体的文化发展史，以及他们在物质环境中生活的经验。不过，想要明确地区分开文化要素与物质环境，恐怕还没有研究案例能够做到这一点。“文化”和“环境”的概念本身就有交叉，就像是“人类”和“自然界”一样。
两性之间对环境感知和环境价值的判断有所差别，如果这种差别一直延续，那么可能会导致难以调和的矛盾。
外来者本质上是从审美的角度去评价环境的，是一种置身于世外的视角。世外人看重的是外在，其评价依据是一般意义上的审美标准。但是想要理解当地人的生活和价值观，我们需要花很大的力气。
游客们的判断当然是有参考价值的。他们的主要意义在于提供一种新鲜的视角。人类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在人们学着如何在世间生活的过程中，无论是美感还是丑感，都融入在人的潜意识里。有一些环境对于本地人来说已经观察不到了，但是经常能被外来人识别并且评价出美或丑。
自然界里有些因素不会轻易顺从于人类的约束，比如高山、沙漠和海洋。……面对这些难以驯服的自然要素，人类一般会采取情感化的应对方式。
中国人对山岳的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如果具体分析，这种变化不能说跟西方是同步的；但如果粗略来看，东西方有着相似的发展轨迹：都是从以恐惧、逃避为核心的宗教意味，演化为一种从崇敬到赏玩的审美情趣，再演化为近现代的观念即认为山是一种供人们休闲娱乐的资源。
我们有理由认为，居住在匠气的环境中的人们会养成一种习惯，用斜的平行四边形在纸面上表达空间中的四方物体。这个习惯在几乎全部由方块组成的环境中非常有实用价值。城市居民每天都要面对方形的物体，但它们呈现在视网膜上的形象并不是方方正正的。想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下去，人类必须学会如何把在视网膜上呈现的锐角和钝角还原成实际物体上的正交平面，而且这个还原过程必须是自动的、连续的。于是我们可以推测，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辨识线段长度和角度大小的水平上有所区别。
如果一个城里人醉心于滑雪，那么他马上就能辨识不同的雪质，而且能用新的词汇来分别指代它们。
宇宙图景不过是现实中大地上的权力系统的一个投影而已。
恋地情结是一个杜撰出来的词语，其目的是为了广泛且有效地定义人类对物质环境的所有情感纽带。这些纽带在强度、精细度和表现方式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异。
一般来说让人们专心致志欣赏景物很难，除非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说联系到一些历史事件，眼前的风景就会变得神圣起来，或许还能让人注意到其中隐匿的细节，例如地质条件和结构等等。
因为孩童具有开放的意识，不在乎旁人的看法，没有形成美的既定原则，所以大自然会顺从于他们，向他们生发出甜美的召唤。而对于成年人来说，如果要像小孩子那样全方位地体会大自然，就得学会顺从，学会忽略周围人的目光。
对环境的熟悉，若没有产生厌恶，那就会产生喜爱之情。所谓“敝帚自珍”就是这个意思，这当中是有很多原因的。某个人所拥有的物品是他人格的延伸，贬低了那些附属物的价值就等于削减了他的人生价值。
现代国家作为一个拥有边界线的庞大空间很难让人直观地去体验到它，对于个体来说，国家真实性取决于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知识水平。数十或数百年之后，当知识分子都已经接受了现代国家的理念，却仍然有大量的平民百姓没有这样一个概念。
爱国主义有两种，即地方性的和帝国性的。地方性的爱国主义一方面建立在对地方亲密无间的体验之上，另一方面建立在对“好景不长”的感知之上，即美好的东西经常难以持久。而帝国性的爱国主义的基础是自我中心主义和自豪感，这些情感与反复鼓吹的帝国野心密切相连。例如公元1世纪的罗马，19世纪的英国与20世纪的德国，这样的爱国激情不会依附于任何具体的地理事物之上。
如果有人宣称自己“热爱全人类”，反会引起他人的怀疑；与之类似，恋地情结倘若指向一个庞大的领地，也会沦为虚假。人的生理需求是建立在一个尺度适当的地域当中的。适当的尺度能使人的感知和地域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倘若一片地域又正好是一个自然地理单元的话，人们就能与它建立起一种更为紧密的关系了。
对城市、祖国与民族的忠诚感充满了力量，它能让人们在抵抗外来侵略时抛头颅、洒热血。相反，乡村唤起的是一种散漫的情愫。
对乡野的情感只有在大城市出现的时候才会产生，政治的压力与官僚化的生活方式会让乡村的宁静变得很有吸引力……当文人退隐到乡间，开始舒适的独处生活后，他们的心里会反过来惦记繁华的官僚世界，所以他们始终得不到满足。
“荒野”是不能被客观定义的，因为它更多地体现一种心态，而不是对大自然本身的描述。……今天，“荒野”这个词象征着自然的秩序。但是从人们的心态上讲，真正的荒野其实存在于不断蔓延之的城市当中。
人类不断憧憬着理想之地。地球上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使人类无法将它视作最终的家园。而在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地方也都需要人类（至少是某些人）对它保持忠诚。
当环境现实与宗教热情或者科学探索的好奇心相结合起来的时候，恋地情结就会更加充分地表达出来。
中国人把描绘地理景观的艺术形式称为“山水画”。他们从陡立的山峰与扇状的平原这两种典型的地貌形态之交合中抽象出了风景画里的垂直与水平两条主轴。
拿中国来说，20世纪60年代早期，政府将现代观念引入当地后没有能够动摇村民垂直的宇宙观和轮回的节气或节日观。当村民们完全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更多是受到了处于同一个平面的国内其他地区事件（供需规律或国家政策)的影响，而不是太阳和月亮运行的影响之时，他们的宇宙观才彻底崩溃了。同时，原有历法之下的节日活动也跟着衰落了，代之以西方城市居民目前正在享有的各种节假日。
人们在参观大教堂的内部时需要走来走去，不停地转动脑袋。一名现代游客在大教堂的外面，或许可以往后退到一定的距离以拍摄全景，但是在中世纪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其他建筑物紧紧挨着大教堂让人不能往后退。另外，从远处观看大教堂也会损害它的高度和体积所带来的震撼力，墙面上的细节也看不清楚。中世纪的大教堂是让人去体验的事物。它是一个厚重的文本，需要人们带着敬虔的心去阅读，而不是一种仅供参观的建筑形式而已。事实上，教堂上有一些雕像与装饰物，人们根本就看不到，它们是给上帝看的。
城市反映出人类社会的阶层，而花园则表达着自然界的随意。
符号是意义的仓库。意义来自在时光里不断积累起来的深厚经验。这些经验尽管植根在人类的生物性里，但往往有着神圣和超越世俗的特性。符号来源于独特的事件，因此，它们在不同的个体之间、不同的文化之间都存在着差异；又因为符号来源于为大部分人类所共享的经验，所以它们又具有普适的特征。
闭合的圆圈象征着完整与圆满，圆圈上出现了一个开口则意味着向无限性的延展。17世纪与18世纪初期，设计师广泛采用了辐射与汇聚这两种元素，这是典型的巴洛克式风格，表达了喜爱夸饰与放荡不羁的时代意识形态，同时也暗示着整个社会正朝着政治中心化的结构演变。扇形的城市区块设计给乡村的无限延展留下了余地，也只有逃出拥挤的城市，乡村才能得以拓展。
所谓生活方式，是指一个民族经济性的、社会性的、脱胎于世俗的活动的总和。这些活动会产生空间格局——后者需要一定的建筑形式和物质条件，而这些建筑形式和物质条件也会反过来影响这些活动的空间格局。
在多数情况下，如果我们想理解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对世界的态度，只能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和他们所处的物质环境中逐渐积累素材。
绝大多数人给自己定位的方式是找出城市尺度的两个极端，也就是城市的名字和自己所住街道的名字。而中间的尺度则不被人注意，比如，能不假思索地说出自己所住城区名或社区名的人就少之又少。尺度上的这两个极端似乎显示出人们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即生活在两个距离很远的思想境界中——高度抽象化的思维和具体的答案。
对美国人来说，最重要的空间代表物是花园、西方、待开垦的土地以及荒郊野地，这在19世纪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反过来，至于城市，则代表着世上所有的诱惑和不公。
在所有的大都市区里面，不同收入和社会阶层的人都会分居在不同地段。富人们很少有机会前往穷人聚居的地区，除非是开着豪车吹着空调偶尔到贫民区里转转。这些人脑中可能会存有清晰的城市意象地图，但很大程度上是抽象性的。人们对自己居住的地段认识最清楚，富人们住在环境优雅与世隔绝的地方，正如穷人们也住在贫民窟和少数族群聚居区里。穷人们对大都市区也没有多少体验——除了自己居住的地段以外。这些地段都是城中村，承受着各种城市病却享受不到城市带来的便利。
有自己特色的社区会有清晰的界限，把它与城市生活中的主流区分开。它们的独特性基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
中产阶层人士想要个好房子，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愿意为了能住在一个条件好，声望好的社区里而在房子的品质上做出牺牲。
城市可能会拿出一个招牌式的象征物，企图通过它吸引人的注意力，比如说香肠、阳光等；这象征着人们贪婪、堕落，但同时也代表了人类的最高成就。
居住型的郊区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依附于城市而存在。
人们迁往郊区居住可能出于很多种理由，其中最原始的想法，就是寻找到健康的生活环境和恬淡的生活方式。
相比于郊区，一个自给自足、绿树环绕的新城作为城市扩展的结果，会让人们更为满意。
一个群体，可以表达并强化其社会性的文化准则，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成员的感知、态度和环境价值观。
人类追求理想环境的脚步从没有停止过。理想的环境究竟是什么样，各种不同文化有自己的解读，但从根本上讲它可能会是两种相反的图景：一种是纯净的花园，另一种是宇宙。大地上的产育给我们提供生活的保障，而星空的和谐更增添了几分宏伟。
（摘编人：彭雪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