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孤僻怪异的少年，毕生的自杀准备，狂暴的生活偏好，死亡谷与车祸的神秘启示……
福柯的生活同他的思想一样丰富、迷人又充满争议：童年时期对同班男孩的别样情感；大学时期屡次的自杀尝试；初入学界，对笼罩学界的大哲萨特的反对与批判；在德里达当场批评《疯癫与文明》时的一言不发；对政治运动暧昧不定的靠近与远离；对伊朗革命的矛盾态度；与德勒兹的学术同盟及其日后的解体……在米勒的这本书中，福柯的这些经历，都与他的思想——对法国科学史与认识论传统的继承，对现代人道主义的反对，对非理性、异常、区隔的关注与考察，对现代社会中权力关系的揭示，对结构主义的抗拒，对死亡主题的迷恋——相互交织在一起，为我们呈现出福柯的生与死、爱与恨、行动与思考、体验与激情。——“从存在中取得最大收获和最大乐趣的秘诀，就是过危险的生活。”
书评：
这部惊人之作，因其思想的灵光而极具启发力，反响之大也与其讨论的对象极为相称，可以说是进入20世纪后期西方文化的关键读本。
——萨义德
米勒先生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跃动、炽热、无畏而闪亮的心灵——诚然，它或许带有些许自我解构的意味，而且都太人性，但它永远不会被诟病为陈腐、平庸、无名和幼稚。
——《纽约时报》书评
米勒这本颇有争议的书是严谨而繁复研究的产物……他讨论了疯癫、死亡和同性恋，尤其是用大量形象生动甚至近乎感官层面的细节描述了施虐-受虐文化。
——《新共和》
这本书是对福柯的一生充满想像力的大胆诠释，人类三个世纪的现代性遗赠下来的道德和美学传统被这本书拓广甚至颠覆了。
——《波士顿环球》
摘录：
福柯于1984年6月25日去世，享年57岁。其时，他或许是天下最闻名的知识分子。他的书、文章和谈话录被译成16种文字。社会批评家把他的工作奉为试金石。许许多多学术领域的学者们都在极力弄清他的经验研究的意涵，都在深入思索他提出的那些抽象问题，如权力的范围和知识的限度，如道德责任的起源和现代政府的基础，如历史探寻的特征和个人身份的本质。十多年来，他那漂亮的光头一直就是政治勇气的标志。那是一颗闪亮的北极星，它指引人们向一切窒息自由精神和压抑“立异之权”的惯例制度进行抗争。由于他敏于批判，矢志于揭露权力的滥用，敢于响应埃米尔·左拉“我控诉！”这一昔日的战斗口号，福柯在他的崇拜者的心目中，已取代了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而成为理想知识分子的典型。
死亡及其意义，是纠缠了福柯一辈子的迷想之一。他在1954年即已宣称：“死时之所遇，梦之至深处”——那很可能还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人的存在的实现”。三十年后，已身罹绝症的他，还从古代斯多噶派表现出的“求死欲”中汲取慰藉，傻乎乎地援引塞涅卡（Seneca）：“让我们从速衰老，让我们从速约定时间去重返自我吧。”在病理解剖学之父比夏（M.F.X.Bichat）的启示下，福柯发现死亡乃是生命的永恒伴侣，它的“白色光辉”时刻潜伏在“肉体的黑箱之中”。……
《疯癫与文明》一开卷就写得才气纵横。读者由此已清楚地感觉出了该书的那种高深莫测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也只有借助福柯的独特天赋才能得以展现。第一章为其余各章定下了基调，写得惊心动魄。作者在这里运用了一种象征史学的雄浑手法，把档案研究和神话形象交织在一起，为获得了辩解的癫狂描绘了一幅内涵丰富、面相多重的寓意画。
“中世纪末，”——全书由此开始，“在西方，麻风病消失了。”
这已经令读者惊讶：明明说写的是一部理性时代癫狂史，何以起笔就谈一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尽管紧接着福柯就要谈到那些为收容中世纪麻风病人而建造的“被诅咒的城”，并认为它们是后来各种类似的设施的原型，这些设施专门用于隔离和禁闭病人、疯子一类“危险分子”或“异常人”。……
福柯特意强调癫狂与死亡之间的联系。这里，如同在该书的其他地方一样，出现了一种奇异的联想——他从历史上看似过于牵强，从哲学上看又近乎任性，视之为某种深奥的自传性寓言，也许更为恰当。按福柯所言，狂人掌握了“死亡的绝对限度”，并“以连续不断的反讽”把死亡内向化，解除其致命的苦痛，“赋予其平淡无奇的日常形式，使之成为嘲弄的对象”。这好像是说，人发了疯，就一定会借着幻想、谵妄和狂乱，去不停地重演死亡之剧。“将要变成骷髅的头颅已经空虚，癫狂就是死亡的显形。”
福柯直言不讳地反对任何形式的“人道主义”，终于使一些左派分子忍无可忍——试想，根据这种信念高处的政治改革方案，会是个什么名堂？
在1967年的一次记者专访中，福柯自己不仅成人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还刻意强调了他的观点的一个最令人不安的政治含义。他对记者说：“我们显然正在讨论人道主义问题，但我怀疑我们讨论的实际上是一个简单得多的问题，即幸福的问题。我相信，人道主义至少在政治层面上，可以定义为各种认为政治的目的就是创造幸福的态度。现在，我并不认为幸福的概念是真正可以思考的了。一般的幸福尚且不存在，更遑论人们的幸福！”
按福柯的萨德-尼采式世界观，幸福可能不是“真正可以思考的”东西。但创造性精力的释放所带来的狂喜却毫无疑问是这样的东西。而且不管杜梅泽尔或萨特会怎样想，也不管福柯自己在1968年以前是怎么看的，这种狂喜绝非纯个人的或仅具有文学性要素的东西。
萨德毕竟也是野蛮状态的“梦幻兴奋”的一种表达。他没完没了地幻想着肆无忌惮的杀戮，对这种幻想中的“性爱和死亡的汇聚”称颂不已，由此维护了“某种全能怪物的无限的权利”。
而这种关于“全能怪物”的幻想，曾经为福柯所赞赏：在他看来，这种幻想使西方文化受到了一种有益的“全面争议”。
而此论现在可以休矣。福柯这里关于萨德的议论，奏响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音调——一种沉着、慎重的音调。他告诫说：这位浪子对于某种“牺牲社会”的怀旧情绪，“归根结底是一种‘后倾’（retro-version）”。
不过福柯仍希望反抗现代社会对人体的统治。他已投身于“重新认识人是什么和人能为什么”的斗争。
但他现在暗示：这场斗争，再不能以对“越界行为”的无条件美化为“中心内容”了。
“我们不应认为肯定了性，就等于否定了权力。”因为现代社会仿佛已经对人体进行了重构，让性和死亡结成了一种可怕的、可能引起灾难的新联盟，它表现在一大堆从历史上看独一无二的、残忍而疯狂的幻想里。
那么，怎么办呢？
福柯说，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不应该再做“‘永恒’的狂热鼓吹者了，而应该充当‘生与死’的战略家”。
福柯这些年改变自己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他对自己心目中的新型个人关系的探索上。平生头一回，“友谊”成了他公开关注的问题。在谈话中，在文章里，他多次提到这一情况的理论上的可能性，即，两个人，尽管年龄、地位、职业不同，却仍有可能通过一种重新发明的友谊“艺术”来相互沟通。通过坦率地和一个既非阿谀者又非胆小鬼、既非情人又非学生的人对话，人们可以在让自己的一部分引起另一个人关怀的过程中扩展自己感情的范围，检验自己的观点的价值。
我们还听到了福柯性史第一卷中悲叹的回声：“在欢乐中也好，在痛苦中也好，人们会向自己做出不可能向别人做的坦白，并且会为此写出书来。”
“真实义务”似乎真是福柯无法躲避的命运——正像他在法兰西学院的最后几堂课中所暗示的那样。这位哲学家怎么也无法在他自己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福柯所有的书都包含了一种无意识的自传，一种含蓄的坦白。
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尽管福柯已经坦白他在这些书里做了许多游戏，这些书至少仍然能够表达一个严肃的无可辩驳的真实——这就是关于他自己的真实。……
（摘编人：韩海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