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是全球通史的奠基性杰作，以全球视野讲述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让你一本书了解人类文明和世界格局的演变。授权中文版首度出版之际，史学大师威廉·麦克尼尔寄语复兴中的中国，专门撰写《致中国读者》，将这部历史杰作献给希望以新颖路径洞悉人类历史的中国读者。
现今蔚然成势的全球史，始于20世纪60年代，首部成功的著作便是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从1936年开始构思，1954年动笔，1963年出版，麦克尼尔历时27年才完成这部史学巨著。面世后，立即受到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特雷弗-罗珀高度评价，一度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更荣获美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
《西方的兴起》采用从古至今的叙事结构，上起人类的起源，下迄20世纪末，聚焦于中东、印度、中国、欧洲等主要文明，以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为主线，勾画整体而生动的世界史上的重要事件；跨越民族、国家的樊篱，将全球文明看作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整体，把人类历史分为中东统治的时代、欧亚文明均势的时代和西方统治的时代三个阶段；以“欧亚大陆生存圈”为核心，纵览了在这个大生存圈中各个文明交融传承、兴衰演变的宏观全景。
麦克尼尔以优美流畅的笔触，将贸易、旅行、迁徙、征服、冲突、宗教和文化传统的传播、技术的扩散、疾病的流行等，人类长期的跨文化互动的历史；以及犁、战车、马镫、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工业革命、民主革命、科技革命等，关键性的人类科技和文化变革，编织成了一部恢宏、通透、高潮迭起且极具吸引力的整体世界史，带给读者史诗小说般的阅读体验。
《西方的兴起》确立了麦克尼尔的史学地位，它的出版被史学界认为是“汤因比时代向麦克尼尔时代”的转变，标志着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诞生。麦克尼尔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所有人类社会都是在不同程度上相互联结的；各个文明之间的交往互动是促进文明演化、历史变革的主要动力。麦克尼尔书写全球文明的互动，让之前隔离、孤立的世界史，变成动态、交互的世界史，绘制了一幅人类文明的交互网络图。
作为公认的“全球史奠基之作”，《西方的兴起》也是欧美最著名、最流行的世界史著作，历经多次再版，50年畅销不衰，被赞誉为“已出版过的叙述和解释整个人类史的著作中具有吸引力的一部”，并且已经成为“在人类文化史中具有深远影响的巨著”。
书评：
倘若您只想阅读一部有关世界历史的著作，那么，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就是您要找的那一部！
全球通史不可逾越的巅峰
史学大师麦克尼尔历27年而成的心血巨作
以全球视野精彩讲述地球上最伟大的冒险旅程——整个人类的历史
荣获美国图书最高奖“国家图书奖”
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NO.1
兰登书屋“20世纪百大英文非虚构著作”
塑造欧美一代又一代社会精英世界观
全球畅销50年经久不衰，唯一授权中文译本首度出版
阿诺德·汤因比/斯塔夫里阿诺斯/杰里·本特利/史景迁/许倬云/高毅/刘新成权威推荐
世界史著作中写得最为清晰透彻之作。（史学大师汤因比盛赞）
在当今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以全球视角审视整个人类的历史。在我的诸多著作中，《西方的兴起》是最初也是最为详尽的一部，它反映出我的一种信念和主张，即所有人类社会都是在不同程度上相互联结的。我希望读者觉得这部书值得一读，希望它对你们探求整个人类历史的努力有所助益。（威廉·麦克尼尔《致中国读者》）
——书腰文字
摘录：
现代人的起源仍是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上未能解决的疑题之一。
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依赖于通过农业和动物驯养来扩大食物资源。然而，人类也确实为此付出了代价，因为狩猎中所能体验的那种强烈的乐趣、力量的恣意发挥以及人在本能上的满足，现在却被枯燥单调的田间耕种所代替。因此，人类一开始施展自己的力量，就暴露了其深刻的两面性：农耕扩大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摆脱了早先食物供应上的局限，但同时也意味着人类陷入了无休止的耕耘、播种和季节性劳动的束缚中。
不难想象，从狩猎向农业和畜牧业的巨大转变必定会把人类的创造力从旧习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创新遇到的普通阻力会暂时减少，直到一系列辉煌的发明创造和对旧方法的改进能够满足新生活的需要并为之打下基础之后，才又一次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习惯模式：即新石器时代的村落社会。
尽管宗教活动的中心、象征及仪式被相当彻底地更换，但并没有与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古老的万物有灵思想基本断绝。然而在一个方面，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仪式确实显示出一个重要的区别，在宗教仪式上表现为对月亮的崇拜，在生产实践上肯定了计时的必要性。月亮的圆缺给原始人提供了唯一明显的日历，而且，因为牛角类似新月形，所以最初的农人逐渐把母牛和月亮女神与计算季节的难题联系起来，其方法相当繁杂，详情无从得知。
汉谟拉比法典以成文法代替了过去所制定的口耳相传的法律。
根据后来的文字记录，苏美尔的神学认为，人类被创造出来就是专门为了使诸神不必再为生活而劳动，因此人被看作神的奴隶，不得不在痛苦和十分可怕的灾难（洪水或干旱、以及它们带来的饥荒）中永远勤勤恳恳地为神服务。无疑，这些思想在被文字记载下来之前已经存在很久了，而且可能用于解释最早将粮食和其他物品集中到神庙仓库的行为；在这里，祭司用这些东西来满足诸神的需求。
最早的印章要追溯到前文字时期。它们的“完美程度甚为惊人”，而且只要人们还制作这种印章，就会沿用最早的印章所采用的图形。
如果我们要从这些混乱纷繁的事件中找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发展的主线，那么可以肯定，新发展的核心动力必然存在于政治军事领域。
总之，截至公元前1700年，美索不达米亚取得的成就以两个伟大的里程碑为标志。首先，通过神庙公社这种农民生活的组织，古代苏美尔人为文明的出现创造了条件。……美索不达米亚的第二个伟大成就是缓慢而不完全地发展起一种比较松散的社会单位——“大社会”，其作用犹如液体一样，填补在各个农业公社间的空隙中、使它们形成一个更大的整体。
水利灌溉对于早期文明来说十分重要，部分是因为它让原始农民在其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容易得到持续稳定的剩余产品。更重要的是，水利灌溉由于要求社会的大力协调，促进了一种社会机制的产生，由此剩余产品集中于管理集团的手中。一旦管理集团确立了集中农民部分剩余产品的能力，不仅可以雇用越来越多的人开河挖渠，而且可以更周到地祭祀神灵，进行军事活动，还可以使越来越多的人担任专职的工匠、艺术家或者音乐家。简而言之，可以创造文明。
因此，文明的传播是以蛙跳式的运动开始的。它越过一段较远的距离，从一个可灌溉的河谷跳到另一个可灌溉的河谷。主要的可灌溉河谷之间间隔着荒无人烟的广阔地带，所以当新的文明兴起之时，它们基本上都是相互独立的。当地的社会因素，即风俗习惯、宗教崇拜、政治制度，都是新的河谷文明得以形成的基础元素。但是，在向文明过度的关键阶段，当创造一个复杂社会所固有的问题尚未找到就地解决的方案之前，外界的刺激至关重要。这些外界的刺激促进并加快了新的文明类型在美索不达米亚影响下所有条件适宜的地点的兴起。
总之，在公元前三千年，埃及人在某些方面取得的成就超过了我们所知道的其他任何地区。埃及的艺术和建筑给现代人留下的印象比美索不达米亚的强烈得多。某些文学作品中所提倡的道德思想也在现代人的脑海中引起了特殊的共鸣。最后，我们不得不对古王国早熟的政治统一表示赞叹，大金字塔的巍然耸立、坚不可摧就是这种统一最完美的象征。
这种武士文化的传播给欧洲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革。那些和平的村民、边远地区猎人和渔夫的住地，现在被熟识青铜冶炼术的好战蛮族所控制。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欧洲被欧语化了，因为这些武士民族的语言最终取代了这个大陆上之前存在的各种语言。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青铜器时代的勇武气质使欧洲社会产生了一种独特而持久的偏好：欧洲人变得比其他那些文明民族（除日本人之外）更好战，更重视个人的英勇；这些态度的源头是与西部大草原上勇武牧民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它们一直作为欧洲人遗传特征中的基本部分保存至今。
人口众多、有规则的秩序以及财富和技术资源丰富是文明民族的有利条件；但由于压迫产生的，和有时因对文化上异己的统治者或官员的强烈不满而激起的经常性内部叛乱往往使上述优势化为乌有。
征收租税的人可能从来不会得到其征收对象的主动赞同，我们可以猜测，蛮族统治者在他们的臣民中几乎不受欢迎。而且，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文化差异为土著领袖煽动民众的普遍不满提供了现成的借口。当初，战术的改进会使蛮族征服得以成功；而现在，对这些技术的观察又使土著领袖们得以向压迫者学习，从而加强了他们叛乱时的打击力量。当原住民的军事力量在这种方式下逐步加强时，这个互补过程却同时削弱了当地异族统治者的力量，因为蛮族武士和他们的后代习惯了文明生活的奢侈享受，逐渐丧失了其军事上的内聚力和作战的英勇。于是，一个成功的“土著反应”阶段就到来了。
如果文字依然是垄断在一个特权集团手中，那么，语言家们自由攻击既成现实的愤怒言词便永远不可能被记录下来。因此，蕴含在文字简化之中的知识的民众化，应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重大的转折点之一。
当中东文明正在朝着一种不稳定的世界主义发展，干腐病已经侵入巴比伦尼亚和埃及着两个文明古国的时候，犹太人的宗教和文学缺展现了非凡的威力和生气。它把宗教的普遍性与个体性和民族性独特地结合起来，强烈地打动着人们的思想和心灵。犹太教的力量以及它在未来向世界性宗教转变的历程的秘密，正在于此。
城邦是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的基本细胞。
在整个公元5世纪及其后，“重装步兵参政权”一直是希腊的许多城邦的传统原则。
如果说方阵是希腊城邦的预备学校，那么舰队就是雅典民主模式的精修学校；如果说家庭农场是重装步兵参政权这种有限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那么商业舰队和与之互补的手工作坊、货栈和市场就是激进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
即使是最激进的民主化城邦里，贵族观念也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好公民必须是有闲暇的人，否则，他就不能出席法庭、公民会议和宗教节庆等公共活动，也不能充分地将自己锻炼成为城邦的卫士。除非留有充分的时间参加政治活动，体力劳动与受人尊敬的公民身份是不相称的。这种公民身份的观念是对早些时候贵族精神的直接继承。
希腊思想、艺术、文学和制度始终是西方文明的一套规范，虽然在后来的时代中有过个别修正，但从未被完全抛弃。
中国人从来没有采用中东式的大面积粗放耕作，而是墨守他们自己的园圃式的精耕细作，这充分说明了他们根深蒂固的文化独立性。
到公元前4世纪，悲剧新作不再出现，古典悲剧复兴并占据舞台。当代诗人则热衷于喜剧，这是一种对严肃的思想持轻蔑态度，突出机智、表演和角色，以及对雅典所有阶层仍然具有吸引力的情节悬念的戏剧形式。以前由诗人和剧作家在公共场合进行的对宗教和道德观念的探讨，成为闭门不出的哲学家们的私事。
总的来说，苏格拉底显然是一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政治上的保守在于，它同任何政治寡头一样主张雅典应当由明智的、优秀的人来通知；他的激进在于，不把明智和优秀局限在贵族出身和绅士式的教育。思想方面的保守在于，他主张正确和谬误是绝对的，而不是人为规定的。然而他又是激进的：他力图使这些绝对的事物从属于理性的限定和论证。
儒家在汉朝重新得势，意味着必须把被秦朝禁止的经典予以恢复，这当然需要靠学者的记忆对残存的文献进行仔细整理。致力于重新收集和记录儒家经典的事业，使中国的学术研究确定了一种文史结合的模式，一直延续至今。这样一种惊人的学术连续性也带来弊病，即把学术本身主要限制在对已有文献评注上的某种好古精神，此后就统治了中国的知识活动；而在此之前几个世纪所具有的更为大胆奔放的思想，迅速地消失不见了。
惯例、祖宗之道、礼仪、孝道；一个靠德行统治并使用受教育的士大夫为其服务的皇帝；一个使其中每个人都有适当地位，既不上升也不下降的社会；这就是理想境界。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中，现实几乎同人类的顽强性那样接近这个理想，似乎有把任何理想都化为现实的可能。儒家深刻的保守主义，其学说中浓厚的理性色彩、丰富的文献，以及为其学说的永存而建立的教育和政治机构，这些合力赋予中国在此后一切朝代变化中一种特别的稳定性，使它易于一次次恢复帝国的结构。没有任何其他文明有过这样的一部历史。
道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起着一种完全不同的作用。……道家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特别色彩，尽管使道教组织这个名词有些矛盾，但这意味着中国人要在私下表现这种感情，而这在其他文明社会中却是通过有组织的宗教来体现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政府能够维持2000多年，除了偶尔情况并没有一个公共和情感上强有力的宗教来支持。尽管儒家和道家所强调的思想几乎两极对立，但是它们还是共同合成一个整体，互补互足，就如同阴阳符号的两半一样。
基督教、印度教和大乘佛教的兴起提供了一种世界观，让人们以少许愉快面对几乎任何一种灾难痛苦。
丰富和高雅的唐代和早期宋代中国文明，构成了中国悠久历史中的所谓黄金时代。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的连续性和整体上的保守性，使这个时代没有发展到特别卓越的境地。
技术革新与外界的交往对公元1000-1500年间的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犹如微风吹拂水面而已。这个失败部分缘起于中国人的一个思想传统，即视所有外国人为夷狄；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在人口、财富和技术方面比世界其他地方所具有的真正优势。同样具有所谓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明一样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如此，中国文化完全遵循自己的道路，沉着地向前发展，忘记了外面的世界。
西方文明比世界任何其他文明融入了更多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元素。而且，西方世界一再拒斥自己潜在的“古典”构思，从而使其发展被拖延，且充满坎坷。这可能与深深融入其结构的上述各种对立有关。远西的高度文明，姗姗来迟，又继承了多个矛盾关系。它已经历了多次革新，但还没有停止。没有其他文明有过如此持续不断的起伏，也没有其他文明对世界其他民族产生过如此强烈的影响。这才是西方文明的真正独特之处，而远非其在不同时段的某种知识、制度或技术表现。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能树立一种一致尊奉的世界观恰好成了新时代的一项伟大成就。欧洲人从16世纪起一直保持下来的那种热切而痛苦的对于知识和救赎的认真追求，使它们积累了一系列得不到解答的问题和更多的新问题。但正是这些问题维持着文化艺术的持续快速发展。
人的想象力所创造的美、技能本身和不依赖于任何客观权威而为一个无拘无束的清醒理智所追求着的真，即使对那些为宗教和道德的确立而做拼死搏杀的人们来讲，也仍然富有魅力。
到18世纪结束时，美洲和俄国分别以新的极端自由和极端专制与欧洲对峙，二者均向矗立于欧洲旧制度中心的不合逻辑的妥协提出挑战，并且双方用迥然不同的方式促成了旧体制的覆灭。
牛顿理论的伟大力量在于它的经验可证实性，也在于它的简明性。牛顿把月球和其他星球的运动简化为数学方程式，最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方程式还描述了地球上物体的运动。对自然现象多样性如此清晰简化的描述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思维能力。哲学家们曾长期力求证明的东西现在似乎已毋庸置疑地得到证实：人们以数学的清晰、准确和完美描述出的规律确实支配着宇宙，而且这一客观的规律包罗万象，既支配着天体的未来运动，也支配着炮弹的运行轨迹。
不是工业革命的进步，也不是激进思想的流行，而是法国大革命带来了欧洲旧制度的覆灭。
人类理性的进步既适用于大自然，也适用于人类。科学与技术确实都取得了进步。我认为，这种进步也体现在人际关系的许多重要方面。然而，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讽刺是，哲学家们根据他们的理论解开了不可知论；心理学家们按照他们的理论则发现了人类本性的非理性；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以及社会上其他观察家们则按照他们的论据指出了社会现象与人类思考的无从比较……因此，多少世纪过去了，我们时代的思想困境就像16世纪的欧洲神学辩论仍出现在今天那样，可能看起来既有趣又互不相关。
在人类事务中，权力的双面性并非新奇。所有重要的新发明把人类从以前的弱点和低效率中解放出来，又使人类在新体制内受到奴役。
几个世纪后回顾历史，人们会把我们这个时代看作无可比拟的技术、知识和制度的黄金时代，甚至也看作艺术创作的黄金时代。德谟斯梯尼时代的雅典生活，孔子时代的中国生活，以及默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生活都充满了暴力、危险与动荡不安；希望与恐惧进行搏斗；崇高在灾难的边缘摇摇欲坠，十分危险。我们属于这个高度集中的社会，并且应该为能够在世界上最伟大时代之一的社会里生活感到幸运。
（摘编人：彭雪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