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娱乐至死》初版于1985年，是尼尔•波兹曼的代表作之一。
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体育、商业和任何其他公共领域的内容，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而人类无声无息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乔治•奥威尔曾在《一九八四》中预言人类将会遭受外来压迫，失去自由；赫胥黎则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了另一种忧虑：人们会渐渐爱上工业技术带来的娱乐和文化，不再思考。
《娱乐至死》想告大家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不是奥威尔的预言；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恰恰是我们热爱的东西！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在书中的交互作用俯拾即是。《娱乐至死》是一本优秀的、令人不安的、引发思考的书，而且我敢说，它是一本必读书。它配得上经典的地位，尽管过了20年，但它比任何书都贴近时下。
——蒂姆•查理斯
《娱乐至死》帮助我们看清（电视）屏幕里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在这一点上，它是最优秀的。那种画面，即便没有“文化灭亡”的末日预言，也足够阴郁了。
——沃尔特•古德曼（《纽约时报》）
娱乐时代的当头一棒，尼尔•波兹曼的深刻预见。
我们今天已经处在波兹曼描述的世界里，处在一个信息和行动比严重失调的时代。在空前便利的电子传媒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聪明，也比任何时候都轻飘。《娱乐至死》的预言指向了我们今天的现实。
——陈丹青
波兹曼在媒体研究领域是一位巨人，地位仅次于马歇尔•麦克卢汉。
——安吉拉•佩妮，“抨击杂志”
一本有才华、有力量、有分量的书。这是波兹曼抛出的严厉的控诉书，就我看来，他让人无法反驳。
——乔纳森•亚德利，《华盛顿邮报》
波兹曼的每本书都是一本小册子，一本装了封皮的随笔：《童年的消逝》讽刺美国文化的幼稚化；《娱乐至死》讽刺娱乐业，以及娱乐业对观众造成的影响……他的知识分子姿态，他在公众环境中的表现，以及他伟大的天赋——极好的幽默，实质是一个开化人类在一个野蛮世纪进行的尝试，之后成了一个开化人在电视文化中的尝试。
——杰伊•罗森，纽约大学教授
我时常想起萧伯纳著名的诗句，理智的人适应环境，而世上所有的进步都依靠不理智的人。马歇尔•麦克卢汉是不理智的，兰斯是不理智的，尼尔也是不理智的。因为这样，所有美好的事才发生了。
——保罗•莱文森，福特汉姆大学教授
尼尔•波兹曼的逝世给公共话语带来了某些寂静。一位博学的批评者，一位严谨的反对者，一位跟奔涌的发展唱反调的人，沉默了。回顾他令人惊叹的事业，你会发现他所做的每一件事的核心都是一连串问题……他希望你去思考，字母表是如何改变了口语文化的，印刷媒体给宗教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教育是如何创造了童年的，为何对标准的测试意味着对学校系统的激进反思。
——彼得•卡瓦纳，《环球邮报》
尼尔•波兹曼是一位传承伟大纽约传统的不可思议的讲述者……正如他说的故事一样，尼尔•波兹曼投入了一生来让我们停下来……他是一个和蔼谦恭的人，他绝对不会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但是他的确告诉过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直至肺癌让他永远消声。
——约翰•齐默尔曼，《纽约邮报》
波兹曼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在约20本书和众多的采访和文章中展现了他的思想和他的优雅。这些作品都值得阅读和深入思考，有意或无意间你会将你读到的说给他人听。
波兹曼是看穿了皇帝新衣的孩子，后来他长成了擅长表达的义愤填膺的教育者和社会消费者。 ——迈克尔•寇姆夫，《学院季刊》
作家、媒体批评家尼尔•波兹曼的去世并未得到应有的（新闻媒体的）重视。但这一点也没有让波兹曼吃惊。我们时代媒体批评领域最伟大的书之一《娱乐至死》是他写的……波兹曼比任何人都了解，电视无可挽回地改变了辩论的本质，娱乐如今在政界占至高地位。
——吉姆•本宁，alternet.org
出版于1985年的《娱乐至死》是一本令人振奋的充满争议的书，它审视了电视对我们生活——更具体地说，是政治、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害处……本书有太多值得推荐的地方。它引发了许多思考，更让我们看到，电视是如何以某些方式侵蚀我们的公共话语甚至我们关于美好生活的整体概念的。
——谢默斯•斯威尼，social affairs unit.org
有些书是每个人都应该读而事实上很少有人去读的。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就是其中之一。他对于娱乐时代对公共话语质量的毁灭性作用的分析提供了非同寻常的锐利洞见，这种洞见深入了到技术塑形思想与文化的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各方各面的琐碎化。
——“潮起潮落”
波兹曼在麦克卢汉结束的地方开始，他用学者的渊博与说书人的机智构筑他的见解。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在波兹曼的书中，隐喻的作用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体现。我们设立“尼尔•波兹曼隐喻奖”有两个目的：奖励一位纯熟使用隐喻的有天分的作者；纪念并推广波兹曼的作品，以及印刷思想。
——锐透基金会
它是声讨电视文化的檄文：难道我们要把自己娱乐死？这一声喝问绝非危言耸听，我深信它是我们必须认真听取的警告。
——周国平
也许，文化拯救的希望就在于人类不断的自我反省之中，在于认真聆听波兹曼式的警世危言之中。
——刘擎
《娱乐至死》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一个国家是在什么样的媒体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进入现代化的，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展江
摘录：
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虽然宪法对此只字未提，但似乎胖子事实上已被剥夺了竞选任何高层政治职位的权利，或许秃子也一样不能幸免于此，当然还有那些外表经过美容仍无法有较大改观的人。我们似乎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
在电视上，话语是通过视觉形象进行的，也就是说，电视上会话的表现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语言。
他（麦克卢汉）认为，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
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芒福德的著作《技术与文明》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从14世纪开始，钟表是怎样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拘役于时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因为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了。确实，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自从钟表被发明以来，人类生活中便没有了永恒。
用书面文字记录哲学观点，不是这些观点的终结，而是这些观点的起点。没有批评，哲学就无法存在，书面文字使思想能够方便地接受他人持续而严格的审查。
光是粒子，语言是一条河，上帝是一个微分方程，大脑是一个渴望栽培的花园。
真理的定义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传递信息的媒介的性质。
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这也正说明了‘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
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广泛传播在各类人群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
美国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建立的国家，这在现代历史上是罕见的。……这些开国元勋都是智者、科学家、学养高深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精于古典学问，善于借助熟知的历史、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当时紧迫的问题。这样的人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不会朝着别的方向发展的。
电视文化中的人们需要一种对于视觉和听觉都没有过高要求的“平白语言”，有些时候甚至要通过法律规定这样的语言。
作者在写下一个句子后总希望能说明一点儿东西，也希望读者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当作者和读者为句子的语义绞尽脑汁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其实是对智力最大的挑战。对于读者更是如此，因为作者并不是一直值得信任的。他们撒谎，他们陷入迷茫，他们过于笼统，他们滥用逻辑甚至常识。读者对此必须有备而来，用知识武装好自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读者往往是孤独地面对文本的。在阅读的时候，读者的反应是孤立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面对印在纸上的句子，读者看见的是一些冷静的抽象符号，没有美感或归属感。所以，阅读从本质上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的活动。
到19世纪和20世纪相交的时候，广告商们已不再期待顾客的理性选择。广告成为一种半是心理学半是美学的学问，理性思维只好移向其他领域了。
18世纪和19世纪的阅读同今天的阅读有着决然不同的特征。首先，如我前面提到的，铅字垄断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智力，除了铅字以及口头表达的传统，人们没有其他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公众人物被人熟悉，是因为他们的文字，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貌，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演讲术。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美国的前15位总统如果走在街上，没有人会认出他们是谁。那个时期的著名律师、牧师、科学家也是如此。想到那些人就是想到他们的著作，他们的社会地位、观点和知识都是在印刷文字中得到体现的。
我只想指出一点，他们笔下的美国曾通行一种公众话语，这种话语的形式是印刷机的产物。两个世纪以来，美国人用白纸黑字来表明态度、表达思想、制定法律、销售商品、创造文学和宣扬宗教。这一切都是通过印刷术实现的，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美国才能跻身于世界优秀文明之林。
如果没有和报纸的合作，电报将信息转化成商品的潜力也许永远无法发挥出来。19世纪30年代稍早于报纸出现的小报，已经开始了把无聊素材奉为新闻的过程。
梭罗说过，电报使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这些源源不断的信息与它们的受众之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信息并没有可以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柯勒律治关于“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也许很能代表这个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儿有用的信息。
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
你心里有很多想法，但除了把这些想法提供给记者制造更多的新闻之外，你无能为力；然后，面对你制造的新闻，你还是无能为力。
电报的主要力量来自它传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释信息或分析信息。在这方面，电报和印刷术截然相反。
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一个更重要的产物也许是伪语境。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但伪语境所能提供的不是行动，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变化。
电视在为我们安排交流环境方面的能力是其他媒介根本无法企及的。
新闻节目是一种娱乐形式，而不是为了教育、反思和净化灵魂，并且我们还不能过于指责那些将新闻节目做此定位的人。
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语言的性质也改变了。我们的神父和总统，我们的医生和律师，我们的教育家和新闻播音员，都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
如果在电视上，可信度代替了事实而成为检验讲述是否可信的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我们的领导人就不必关心事实真相，而只要努力让自己的表演达到最佳的逼真感就可以了。
事实上，电视新闻并不想提醒观众某条新闻有严肃的内涵，否则观众在新闻播完后必定还要继续思考，这样就会妨碍他们观看下一条新闻。其实，观众并没有什么机会分成几秒钟进行一些思考，因为电视屏幕上的图像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图像的力量足以压倒文字并使人的思考短路。
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 ——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
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还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知识，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已经彻底地适应了电视中“好……现在”的世界——所有的事件都是独立存在的，被剥夺了与过去、未来或其他任何事件的关联——连贯性消失了，自相矛盾存在的条件也随之消失了。在没有语境的语境中，它只能消失。没有了自相矛盾，公众怎么可能对总统这会儿说什么、那会儿说什么感兴趣呢？任何新闻都只是旧新闻的改写，没什么有趣的或好笑的。
并不是所有的话语形式都能够从一种媒介转换成另一种媒介的。如果你以为用某种形式表达出来的东西可以用另一种形式丝毫不损害意义地表达出来，那你就过于天真了。很多散文可以成功地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我们知道诗歌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也许能够大致了解一首译诗，但其中一定有什么东西已经丧失了，特别是赋予诗歌美感的那种东西。通过翻译，它已经成为另一首诗歌。
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会成为宗教的内容。
古往今来，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媒介能像书一样让我们感受到过去是如此有用。在关于书的一次谈话中，卡莱尔说，历史不仅是一个世界，而且是一个鲜活的世界，虚幻的反而是现在。
现代人对于历史已经变得漠不关心，因为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实用价值。换句话说，导致历史消失的是人们事不关己的态度，而不是他们的固执和无知。电视业的业内人士比尔·莫耶斯的话更是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我担心我的这个行业……推波助澜地会使这个时代成为充满遗忘症患者的焦虑时代……我们美国人似乎知道过去24小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而对过去60个世纪或60 年里发生的事情却知之甚少。”
在一个本身结构就是偏向图像和片断的媒介里，我们注定要丧失历史的视角。
我们不是拒绝记忆，我们也没有认为历史不值得记忆，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已经被改造得不会记忆了。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由电视的经济和象征结构造成的。那些经营电视的人从来没有限制我们获得信息，而是不断扩大我们获得信息的途径。我们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奥威尔式的，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
各种各样的专制者们都深谙通过提供给民众娱乐来安抚民心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民众会忽视那些不能带给他们娱乐的东西，所以他们还是常常要依靠审查制度，而且现在还在这样做。专制者们认为民众清楚地知道严肃话语和娱乐之间的差别，并且会在意这种差别，因而审查制度就是他们对付某些严肃话语的方法。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所有的政治话语都采用了娱乐的形式。审查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那些过去的国王、沙皇和元首如果知道了这一点，会感到多么高兴啊。
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蛻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赫胥黎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一样相信，我们正处于教育和灾难的竞赛之中，他不懈地著书强调理解媒介政治和媒介政治和媒介认识论的必要性。最后，他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摘编人：彭雪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