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教训

作者:威尔·杜兰特 阿里尔·杜兰特文章来源:图书馆点击数:1132更新时间:2018-11-29

内容简介:

《历史的教训》一书,是美国著名学者、“普利策奖”获得者威尔•杜兰特及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的代表作。

《历史的教训》浓缩了11卷《世界文明史》的精华,通过提纲挈领的线条,勾勒出历史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关系,详细说明了地理条件、经济状况、种族优劣、人类本性、宗教活动、社会主义、政府、战争、道德、盛衰定律、生物进化等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体现了他们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总体思考。可以说,书中到处闪耀着历史学家睿智的思想光芒,是一本值得大家静下心来仔细品味的作品。

  

书评:

习近平: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纵览人性改变国运的遗痕;洞察财富聚敛分流的轨迹;沉思道德塑造社会的力量……《历史的教训》启迪改革中的国人

  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2015年首推图书!

《中国纪检监察报》专版报道推荐!

向全国党员干部、公务员、机关团体特别推荐          

   ——书腰文字

美国普利策奖和自由勋章获得者的传世经典

浓缩对历史经验教训的独特见解                        

 ——封底文字

  

摘录:

即使一个历史学家认为自己克服了诸如国际、种族、信仰或阶级等偏见,他在材料选择和遣词造句上的细微差别,都会暴露出他的私人偏好。

历史学家总是犯过分简单化的毛病,他们从众多的人和事件当中,匆忙地挑选易于处理的一部分事实,却从来不能对错综复杂的实质和事件予以包容和理解。

布莱士•帕斯卡《沉思录》:当宇宙压碎人类的时候,人类仍然要比杀死他的宇宙高贵。因为人类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而宇宙对自己的胜利却一无所知。

当下乃为成事而拾掇的往昔,往昔尤为解惑而展开之当下。

作为当时罗马帝国经济、政治、宗教的中心之一,庞贝城市繁华,贸易往来繁多,经济发达,集中了许多宏伟的建筑和精美的雕刻,却在维苏威火山爆发后的18个小时内彻底消失。

我们生来就是不自由不平等的:我们受制于生理和心理上的遗传因素,受制于我们群体的习俗和传统;我们的健康和体力,心智和性格品质,生来就千差万别。

不平等不仅是自然和先天的,而且还随着文明的复杂化而增长。遗传上的不平等导致了社会与人为的不平等;所有的发明和发现都是由杰出的个体所为,结果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更有甚于以往。

只有经济才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才会渴求平等;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最终的结果总是智力超群的人得偿所愿。乌托邦式的平等已被生物学判了死刑,立场温和的哲学家所能指望的最佳状态,是法律和教育机会的大致平等。只有所有潜在的能力都能得到发展和发挥的社会,才会在群体间的竞争中获得生存优势。

如果人类的繁衍过快从而使食物变得短缺,大自然有三个办法使其恢复平衡:饥荒、瘟疫和战争。

只有那些自己是衰弱无力的混血人种,才会谈论种族平度,或是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凡是具有强悍风格的民族和个人,都有种族意识,并且本能地不愿同自己族群之外的人通婚。

不是种族塑造了文明,而是文明塑造了民族:地理、经济和政治环境造就了文化,而文化又创造了人类形态。

从长远来看,这些传统或种族类型的差异性,是由于环境的影响造成的。北方民族在热带地区居住上几代后,也会具有南方民族的特点;当安逸的南方民族后代跑到北方后,活动和思维的节奏也会加快。

    “种族的”偏见,有着种族起源上的某些根据,但它们可能主要由于后天文化(如语言、衣着、兴趣、道德或宗教)而产生。除了普及教育,没有别的医治种族偏见的良药。

文明是合作的产物,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对此有所贡献;这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和债务;受过教育的心灵,都会善待每位男女,不论他们的地位多么低下,因为每一个人,都对所属种族的文明做出过创造性的贡献。

社会的基础,不在于人的理想,而在于人性。人性的构成可以改写国家的构成。

在不同的阶级之间,也不会有人性的不同:总的来说,穷人和富人都有同样的冲动,只不过穷人没有什么机会,而且技能太差,无法实现他们的本能冲动而已。历史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一件事情是,获胜的反叛者会采用他们过去习惯于谴责的方法。

历史大体上是由求新的少数人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大多数人只为胜利者鼓掌欢呼,并充当社会实验的人类原材料。

每100种新的思路,其中至少有99种,可能连它们试图去取代的那些旧传统都不如。一个人,无论他是如何光彩夺目或者见识广博,在他的有生之年,也不可能无所不知,总是能对他所在社会的习惯和礼俗做出明智的判断和取舍。因为这些习惯和礼俗,是无数代人在许多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智慧与经验的结晶。

那些抗拒改变的保守派,与提出改变的激进派具有同等的价值——甚至可能更有价值,因为根须深厚比枝叶繁茂更加重要。新的观念应该被听取,因为少数新观念可能有用。但新观念必须经过异议、反对以及轻蔑的研磨,这也是对的。这是新观念被允许进入人类赛场之前必须存在的预赛。

道德是社会规则(就像法律是强制性的行为规范一样),充当社会告诫者的角色,借以劝诫其成员和团体,在行为上要和社会的秩序、安全和发展相一致。

史识无多者,会强调道德规则是易变的,他们断定不必拿它太当真,因为它因时因地而异,甚或时而相互矛盾。史见丰富者则会强调道德规范的普遍性,并断定它不可或缺。

即使是持怀疑论的历史学家也对宗教保持谦卑的尊重,因为他看到了宗教在每一块土地、每一个时代,都发挥着似乎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般来说,宗教和异教主义盛行之时,就是法律很无力,而需要道德承担起维护社会秩序重担的时候。怀疑主义和异教主义(其他因素是一样的)挺进时,就是法律权威兴起之时,只要不危害国家的根本稳定,政府就会听任教会、家庭、道德衰落。

历史是否证明了宗教对道德而言是必需品——自然的伦理力量太多脆弱,以至于不能抵抗那些潜藏在文明之中、展现在我们的梦境、犯罪行为与战争中的野蛮?约瑟夫•德•迈斯特说:“我不知道一个流氓的心可能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一个诚实人的心里有什么;它很可怕。”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治钱者治一切。

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这种(财富的)集中程度可能会达到一个临界点,众多穷人数量上的力量与少数富人能力上的力量势均力敌,此时不稳定的平衡便会造成危险局势。历史对此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或者是通过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或者是通过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强行分配贫困。

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缓解。就此而论,所有的经济史都是这个社会有机体缓慢的心脏跳动,财富的集中和强制再分配,便是它巨大的收缩与扩张运动。

因为人类热爱自由,而在一个社会里,个人的自由是需要某些行为规范约束的,所以约束是自由的基本条件;把自由搞成绝对的,它就会在混乱中死去。因此,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秩序;有组织地集中使用暴力,是无数私人手中的破坏性暴力之外唯一的选择。权力当然要集中于中央,因为如果这种力量遭到分割、削弱或者分散,它就无法行之有效,就像当年波兰议会采取的“自由否决制”一样。

对土地可以进行再分配,但是人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占有和特权的不平等,形成新的少数人权力,他们的本能从本质上说和过去的少数一样。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提升;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学家和圣人。

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则在公元前366年说:“有钱人真不合群,那些有钱人宁愿把他们的财产扔到大海里,也不愿意拿出来分给那些需要的人。同时,那些穷人又觉得抢走富人的财产比发现一个宝藏还要开心。”

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中,每一种进步,都是对才能优异者的额外奖赏,从而也会加剧财富、责任和政治权力的集中。

在所有政府形式中民主是最困难的一种,因为它需要最大限度地普及聪明才智,而当我们让自己变成主权者时,我们会忘记把自己变得聪明一些。教育是普及了,但是才智却因为头脑简单的人众多而永远受到阻滞。

历数民主的缺陷之后,它还是要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都好。它的害处较少而优点较多。它给人民带来的热情、友善、远远超过它的缺陷和瑕疵。它给了人们思想、科学、事业以自由,这是使其得以运行和成长必不可少的。它推倒了特权和阶级的城墙,在每一代人中,它从各个阶层和地位的人中选拔出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

民主政治目前专注于发展教育和公共健康。如果教育机会平等能够建立起来,民主政治将会是真实和公平的。因为这才是它的口号背后至关重要的真理:虽然人民不能做到生而平等,但是教育和机会的获得会让他们越来越接近平等。民权不是去从政和行使权力,而是他们有选择每一种生活方式的权利,这种选择也可以检验一个人是否适合做官或者执政。这种权利不是来自上帝或自然的恩赐,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特权,它有益于群体。

如果我们的自由经济不能像其创造财富那样有效地分配财富,则独裁统治将会向每个人敞开大门,只要这个人能够说服大众,并保证他们的安全。一个尚武的政府,随便用什么动听的口号,都足以吞噬整个民主世界。

我们得承认,战争现在是竞争和人类物种自然选择的最终形式。

就个人而言,骄傲使人们在生活的竞争中更有活力;就国家而言,民族主义也会使其在外交与战争中拥有额外的力量。

政治上的宽宏大量往往是最为明智的,一个伟大的帝国与狭隘的心胸合在一起就糟了。

我们曾把文明界定为“促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是依靠习俗、道德和法律而得到保障,经济秩序则是依靠连续的生产和交换而得到保障。文化的创造则是由观念、文学、礼仪和艺术的原创力、表达、测试和生成的自由与便利而来的。文明是错综复杂又很不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建立起来很辛苦,摧毁则很容易。

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而言,都无权要求生命永恒、长生不老。死亡是自然的,而且假如死亡来得正是时候,则死亡是可以得到宽恕的,而且是有益的,思想成熟的人面临死亡,也不会感到悲愤。

我们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进步,善与恶的特点兼而有之。

我们想把“进步”定义为增加对生活环境的控制。这是个既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最低等生物的标准。

我们不能要求进步是持续不断的,或者是普遍的。很明显,正如个体的发展也会有失败期、疲劳期和休息期一样,衰退是很正常的事;如果在现阶段对环境控制方面有进展了,进步就是真的。

不应把教育仅仅当成事实、年代和帝王将相的资料堆积,也不能仅仅当作为了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必要准备,而是应当作为我们精神、道德、技术和美学遗产等尽可能充分地传承,其目的在于扩大人类的理解能力、控制能力、审美能力和享受生命的能力。

如果一个人很幸运,他便能在去世之前尽可能多地收集他的文明遗产,将其传给他的子女。

(摘编人:彭雪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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