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作者:[美]德隆·阿西莫格鲁 詹姆斯·A·罗宾逊文章来源:图书馆点击数:3065更新时间:2018-11-28

  

内容简介
     本书回答了困扰专家们几个世纪的问题:国家为何有贫富之分,健康羸弱之分,以及食物多寡之分?
肇因是文化,是天气,是地理特征,还是对正确政策的无知?
     简言之,以上原因都不是。上述因素中,没有任何一个是确定的或注定的。不然的话,就无法解释博茨瓦纳为什么成了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而像津巴布韦、刚果和塞拉利昂这些非洲国家却深受贫困和暴力的困扰。
     在15年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上,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整理了罗马帝国、玛雅城邦、中世纪威尼斯、苏联、拉美、英国、欧洲大陆国家、美国和非洲国家的大量历史证据,建立了一个有关当今社会重大问题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些问题包括:
美国的最好时光过去了吗?它是否正在从限制精英人物扩张权力的良性循环,走向使少数人致富和扩张权力的恶性循环?
帮助数十亿人口从贫困走向繁荣的最有效方式是什么?是来自西方富裕国家更多的慈善援助?还是了解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历尽艰辛所获得的突破性观点,认清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直接的相互作用,从中得到有益的教训?
     中国已经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它会以如此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吗?能够超越西方吗?
    本书将改变你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方式。


书评:
     美国亚马逊超级畅销榜图书
    《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郑重推荐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确实是一部上佳之作。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解决了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多少世纪以来困扰过很多优秀思想家的问题,并且为之提供了一个睿智的答案,这一答案极尽简明,同时极具说服力。这部著作融历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为一体,通俗易懂。此书将会改变我们对经济发展的思考。《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是一部必读之作。”


——斯蒂芬•维特,著有《魔鬼经济学》

     爱上此书,可能出自三个原因。首先,它讨论了当代世界各个国家国民收入的差距——这大概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其次,它充满引人入胜的故事,读之可以使你成为在鸡尾酒会上侃侃而谈的雄辩之士——比如可以高谈阔论博茨瓦纳为什么欣欣向荣而塞拉利昂却没有。最后,这本书论述精妙,十分耐读。诸位可能像我一样,初读不忍释卷,一气呵成;而后又会一读再读,反复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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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雷德•戴蒙德,普利策奖得主,著有畅销书《枪炮、细菌和钢铁》等

     多年前,一位不大有名气的苏格兰哲学家写了一部关于国家兴衰肇因的著作。《国富论》现在仍有大量的读者。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以同样的敏锐力和同样宽广的历史视角,重新提及此问题,研究在如今这个时代该问题的答案。从现在起两个世纪后,我们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辈仍会继续阅读《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乔治•阿克洛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有着多方面的精彩之处,简直难以尽数。它解释了人类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不论是讨论亚洲、非洲,还是美洲的问题,作者都驾轻就熟。该书论证不偏不倚,颇得中正之道;批评时既不手下留情,也不哗众取宠。该书对历史发潜阐幽,为我们思考当前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它是当今经济学中罕有的佳作,同时又能使普通读者获益。它既会使学者们经年谈及,亦能让大众读者年复一年将其作为闲聊时的谈资。书中也有一些戏谑揶揄的段落,总能引人会心莞尔。如此佳作,读者当倾力解囊,以资作者推出更多的佳作。


——查理斯•C.曼,著有《1491》和《1493》等


摘录:
    尽管经济制度对决定一个国家的贫富非常重要,但是政治和政治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

历史表明,气候或地理与经济成败不存在简单的或持久的联系。

    就像地理假说一样,文化假说对解释我们今天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多少帮助。

     无知假说不同于地理假说和文化假说的地方在于它提出了“解决”贫困问题的建议。……对于能够消除市场失灵并鼓励经济增长的政策,施行的主要障碍不是政治家的无知,而是他们在其社会中所面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带来的激励因素和约束。

     对比韩国和朝鲜、美国和拉丁美洲,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普遍存在的规律:包容性经济制度促进经济活动、生产增长和经济繁荣。安全的私人财产是核心,因为只有具备了这些权利,人们才愿意投资和提高生产力。

包容性经济制度还为繁荣的另外两个发动机铺平了道路:技术和教育。

    我们把足够集权和多元化的政治制度称为包容性经济制度。只要其中一个条件不满足,我们就把这种制度称作汲取性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最终是社会的选择,可以是包容性的,鼓励经济增长;或者是汲取性的,阻碍经济增长。当一个国家存在妨碍甚至阻碍经济增长的汲取性政治制度所支持的汲取性经济制度时,国家就会失败。

纵观历史,大部分社会都是汲取性制度统治的,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赋予国家秩序的社会能够产生某些有限增长——尽管没有一个汲取性社会能够实现持续增长。事实上,历史上的某些关键转折点是以制度创新为特征的,这些创新可以巩固汲取性制度,提高集团的权威,以保障其实施法律、建立秩序,以及从汲取中获益。

社会需要新进入者引进最激进的创新,但这些新进入者及他们造成的创造性破坏必须克服来自几方面的抵制,包括来自权势统治者和精英们的抵制。

     工业革命是19世纪及以后时期全世界的一个变革性的关键时期:那些允许并激励其人民投资于新技术的社会得到快速增长。但是,世界范围内有许多国家没能这样做——或者是很显然地选择了不这样做。坚持采用汲取性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国家无法创造出这种激励作用。

     包容性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之间也有着动态的正反馈,使得该做法具有吸引力。包容性经济制度促进了包容性市场的发展,包括资源分配更为高效、受教育与获得技能积极性更高、技术上进一步创新。

     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不是自己出现的。它们通常是抵制经济增长和政治变革的精英与希望限制当前精英经济和政治权利的那些人之间产生重大冲突的结果。

     现在国家失败是因为他们的汲取性经济制度没有给人们创造储蓄、投资和创新所需要的激励。汲取型政治制度通过固化那些汲取性制度中获益者的权利,来支持汲取性经济制度。汲取性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细节在不同环境中有所不同,但通常都是国家失败的根源。

   现在国家经济和政治失败的解决方案是把他们的汲取性制度转变成包容性制度。

     中国大陆的复兴是伴随着摆脱高度集中的经济制度并转向更包容的经济制度而来的。在农业和工业中的市场激励,以及随之而来的外国投资和技术,使中国走向了经济快速增长的道路。

     尽管中国今天的经济制度相比30年前更加包容了,尽管中国近来强调创新和技术,但是中国的增长是建立在采用当前技术和快速增加的投资而不是创造性破坏的基础上的。

     自由媒体和新的通信技术只在边缘起作用……只有当广泛的社会成员为影响政治变革而动员组织起来的时候,并且这样做不是为了宗派原因或控制汲取性制度,而是为了把汲取性制度转变为包容性制度的时候,他们的帮助才会转变为有意义的变化。

(摘编人:彭雪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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