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限制户籍解决不了城市病，让农民工返乡治愈不了乡村隐痛！
基于本土实证，以经济视角谏言社会问题，著名经济学家的反成见、聚共识之作。
房价陡升、雾霾遮天、交通拥堵；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的窘境……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刚刚过半，但大城市的病状和乡村的隐痛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限制大城市人口流入，让农民工返乡，问题就能解决吗？不！去往城市，来谈乡愁。社会经济学家陆铭比较全球经验，立足本土现状，基于实证，力倡中国发展大城市的重要性。社会问题宜疏不宜堵，只有让市场本身充分发挥对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调节作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下棘手的社会问题。政府的功能不是与市场博弈，而是在市场失语的地方，以长远眼光，布局科学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供给。《大国大城》将告诉你，只有在聚集中经济发展才能走向均衡，地理的因素不容忽视，只有以追求人均GDP的均衡取代追求区域GDP的均衡，才能充分发挥出大国的国家竞争力，最终提升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
书评: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客座教授（或兼职研究员）受聘于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和日本一桥大学等多所高校，并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参加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合作研究课题。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社会经济学。
被评为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之一。
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若想通过城市化的方式将这些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中国目前的城乡政策仍然需要以国际视野，从外部借鉴经验。在科学的逻辑和事实基础上，判断哪些经验值得借鉴，并结合中国实际状况，给出消化这些经验的方式，陆铭教授的这本《大国大城》，其很重要的价值之一，正在于此
——胡永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
陆铭是他那一代专业经济学家的思想家，我一直这样想。专业经济学家，由于承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通常难以思想。中国经济学叙事，于是常割裂为缺乏学术的思想和缺乏思想的学术。我读陆铭这本书，更强化了我关于陆铭的上述想象。这里的经济学叙事，充分超越了教义主义的经济学。中国经验，在陆铭的叙述里，不再是经济学教义的中国脚注，也不再是经济学家读不懂的中国传说
——汪丁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摘录：
生活在城里的人，很容易会对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和留守儿童心生同情，但人们很少意识到，产生问题的原因可能在于千里之外。
在这个乐于安守故土的国家，同时也在这个长期以来由政府决定人们在哪儿工作和居住的国家，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带来了人们的恐慌。在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的大城市，人们不断抱怨交通的拥挤，比如地铁的大客流，甚至把雾霾也归结为人太多。在一次有关城市人口问题的讨论会上，有一位来自政府的官员说，我们今天先不讨论是不是应该控制城市人口的问题，先来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的。在被列举的工作成绩中，包括了这样一条：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通过提高各种门槛，减少了2万外来人口子女在本地上学。
如果说当前欧洲的统一还步履维艰，那么中国的统一倒来的很早。我们都知道，中国在秦朝以前，群雄纷争，严格来说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秦始皇以后就开始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了。那为什么作为一个大国非常重要呢？无论从前现代经济还是从现代经济来说，“大”都有很多好处。
先从前现代经济讲起。古代的中国分分合合，最终还是走向统一，为什么呢？古代的皇帝无非想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收税。《诗经•小雅》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基于这一观念，对皇帝而言，国家当然是越大越好了。第二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就是分散风险。同样一场地震，对于一个小国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能够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对于生活在都城的皇帝来说，修建连通首都和其他地方的道路和运河，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证皇城里的粮食供给不会受到个别地方自然灾害的影响。第三方面是安全。中国的“中原地带”以平原为主，没有什么特别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因此，中国古代历朝，一旦分成若干小国，就战火不断，而一旦国家统一，则相对长治久安。同时，大国在提供国防、保护整个国家的安全方面也有规模经济效应——国家大了，人均军费支出就可以被摊薄。
这种大国具有的规模经济到了现代仍然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更为重要。
劳动力自由流动，最终实现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均等，是大国发展唯一可行的战略选择。
中国已经到了呼吁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县、每一个人放弃本地思维，顾全公共利益的时候了。
自由移民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从长期来看，只有自由移民才是缩小城乡和地区间的收入的有效方式。
一个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趋势是“消费型城市”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城市的生活品质正在成为对人口的吸引力。永远不要忘记，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新增加的消费更加需要见面和体验。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普遍存在对于城市化的忧虑，在中国，很多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 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太快了。但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万广华教授的研究，比较人类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城市化进程可以发现，越晚进行城市化的国家，其城市化的速度越快。所以，不能把中国今天城市化的速度和100年前的西欧国家进行比较。
城市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了解了世界城市发展的规律，再来看看中国城市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演变，就会知道，中国城市发展不是特殊的，而只是世界普遍规律的又一个例证。为此，我要讲三个“故事”。
第一个是“密度与工资”的故事。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也是人口密度越大的城市职工工资水平越高（参见图6—1）。读者可能会说，那当然了，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当然需要工资高了。可是，请你反过来想想，如果只是因为生活成本高，而没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企业为什么要付给职工更高的工资呢？企业付高工资的原因一定是员工创造的价值比企业付的工资还要多，否则，企业就不会愿意继续留在工资高的城市。
第二个故事是“人往高处走”。在城市里，如果周围人的教育水平提高，那么，我们自己也能够享受到“人力资本外部性”。于是，一个城市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这个城市的工资水平就越高。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大城市更能够留得住大学生。图6—2显示，在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时大学生比重较高的城市，到了2010年，大学生人口比重提高的百分点数也更多。这和美国出现的大学生扎堆式地向大学生比重高的城市集聚的现象如出一辙。大学生集聚的同时，低技能劳动者也到大城市去找服务业的工作，于是，初始年份大学生比例高的大城市也出现了更快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
第三个故事是“港口与工资”。我在本书的上篇就说过，在全球化的时代，港口非常重要，港口附近的国际贸易运输成本较低，于是企业向港口附近集聚，而集聚又导致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图6—3显示，在中国，到上海、香港或者天津这三大港口的最短距离（横轴）显著地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用工资度量）。在到大港口500公里的范围之内，离港口越远，工资越低，相比于大港口附近，500公里之外的地方工资大约低50%。离大港口500公里以后，工资水平就和到大港口的距离没什么明显的关系了。500公里大概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从上海出发往西走，到达安徽西部，也就是泛长三角的大致范围。
从这三张图和三个故事来说，中国的城市发展并没有成为全球经验的例外。恰恰相反，中国经验再次证明，地理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当然，看到地理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说其他因素就不重要了，而是说，经济政策要充分尊重经济规律，如果和市场经济的规律来个反向操作，不仅事倍功半，而且可能事与愿违。
我想道理已经说明白了。如果城市存在问题，应该用征税的方式改变价格，这样的政策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这才能做到公平。同时，城市的房价和其他生活成本能自然地起到限制人口进入的作用。如果不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采取认为政策来限制城市规模，那么，在我们以为限制人的流动可以缓解“城市病”的时候，这种在一个国家里区分人的政策，只会造成巨大的不公平。最终，限制人口的政策也将危害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
（摘编人：吴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