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近代中国历史，特别是外交与海关，一直笼罩在世界列强欺凌的屈辱而漫长的黑夜里：风雨如磐、波谲云诡、苦难重重。 本书在反映这段苦难历程时，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捕捉大量经过考证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细节，将世纪风云尽收笔底，构成有声有色、有筋有骨、有温度的历史现场。在这种历史话语的悲壮洞烛之下，展示出洋人撬动的中国的沉重、沧桑和悲怆的历史画卷。其间，洋溢着作家的爱国情怀与尖锐的追问冲动。这是反映一个民族历史记忆的文本，一部见证文书。 书评： 这是反映一个民族历史记忆的文本，一部见证之书。 ——汪兆骞 那些撬动中国的洋人，无论心存善心还是恶意，也确实给了中国的变革一个原始推力，但真正要改变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 ——杨早 摘录： 西方商人海上初来乍到 1511年，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后，开始和中国商人做生意。那时，中国商人运到马六甲的商品主要是农产品、丝绸、瓷器、麝香、大黄、珍珠和锡器等，换回香料、胡椒、肉豆蔻、丁香、生姜、香、枷楠香和金丝线等物品。这种接触，使葡萄牙人成为最早与中国进行海上贸易的欧洲人。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之下，一些居心不良的葡萄牙人打起了歪主意，他们尾随中国商船，悄悄来到中国沿海，干起令人痛恨的海盗勾当。这些海盗赚不义之财不打紧，却严重影响了他们“葡国”的大事儿。 1517年9月，葡萄牙特使梅·皮雷斯衔命抵达广州，想和中国建立官方关系，扩大贸易。结果由于那几个葡萄牙海盗干了杀人越货的勾当，给中国人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恨“乌”及屋，官府对梅·皮雷斯也很反感。另外，马来亚苏丹（马来西亚的国家元首）也说了他们不少坏话（马来亚当时是大清中国的附属国，大清国的皇帝自然更相信他们），所以皮雷斯使团被召到北京后，又被打发回广州，作为政治犯，老皮最后死在广州。 被推上风口浪尖 吴健彰去世八年后，也就是1877年，郭嵩焘受清政府的派遣，出任驻英、法两国公使，当时，郭已官至二品。太平军兴起时，郭嵩焘赞助曾国潘办团练，建立湘军，人称“湘军财神”。打败太平军后，郭嵩焘便致力于洋务，与曾国潘、李鸿章交情深厚。郭嵩焘要出使英、法时，他的湖南乡党们听说此事，都为他感到羞耻，不但与他绝交，还准备把他在湖南的老房子给毁掉。但郭嵩焘认定时局正艰，不忍坐视。他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的经验教训，认为单纯地靠义愤和议论于事无补，如果能了解洋人情伪，谙习其利弊，就可以多一些应变之术，他决心做这样的明白人，到西方学习他们的“强兵富国之术”。 郭嵩焘到英、法后，把使英途中见闻写成书，取名为《使西纪程》，因书中有赞扬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的内容，书稿寄回国内呈总理衙门刊印，激起满朝官员的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 清政府没有外交，只有“剿夷”与“抚夷” 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和西方国家没有外交关系。 那时，对待西方国家来人，皇帝和大臣们议题永远只有两个字 “剿”、“抚”。 朝廷不知道有外交，也不知道外交的重要性。在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建制内，有九卿六部，没有“外交部”，为了应付周边小王国，设“理藩院”对付。“理藩院”又是礼部的一个二级部门，有关事务还是当作“内务”处理。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朝廷对洋人有了初步的认识，政策上有两种态度，一是简单的仇外，对洋人十分憎恨；另一种是较具政治家的风度，认为洋人的军事技术值得学习，看到如果洋人的商业利益得到满足，会向中国提供帮助和支援。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满族官员，他们还认为，洋人比汉人可靠，汉民族的仇外，有朝一日，也会把矛头指向朝廷。1860年前后，朝廷认识到，在贸易和外交上对洋人让步，洋人满意了，就会帮助镇压太平军。 洋人与“洋务运动” 赫德在说帖中，进一步阐述了兴办铁路、电报、矿业、学校、西法练兵以及派驻使领人员的好处。他说他的劝告如果得到采纳，中国将会变得强大。这些改革措施也有利于西方各国，但中国受益更多。如果不予理会，中国就会被奴役。 《局外旁观论》和《新义略论》影响了一批手握重权的洋务派人士，为中国近代化起步提供了思想资源，成为清政府全面推行洋务运动的重要参考。《局外旁观论》在高级官员间讨论后，中国的洋务运动逐渐兴起。（1861年1月11日，即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恭亲王奕欣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建议推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因顽固派的顽强阻挠，基本是纸上谈兵，没什么动静。） 如果这一时期算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话，也比西方晚了三个世纪。 （摘编人：韩海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