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一部海洋视角的世界史，一部关于航海者的史诗
本书荣获美国《选择》杂志2014年度“杰出学术著作奖”。本书从海洋的视角出发，重新讲述世界历史，揭示人们如何通过海洋、河流与湖泊进行交流与互动，以及交换和传播商品、物产与文化。旨在揭示，各个人群、民族、国家与文明通过全球范围内的水路通道，在塑造自身文明的同时也在塑造着历史。作者展现了文明的兴衰与海洋之间的联系，引人入胜地叙述了人类航海事业的发展历程，谱写出一部关于航海者的史诗。
书评：
尽管地球表面的70%都被水覆盖，但历史叙述却一直是陆地中心论的。作者试图改变这一现状，将重心从陆地转向水域，带领读者通过海洋来纵观历史。无论对于资深的水手还是航海的门外汉来说，作者提供的资料都是十分宝贵的。
——《出版人周刊》星级推荐
有感于海洋世界的重要性在大众认知层面日益衰减，作者为我们带来了这部宏大的全球海洋史。这样一部内容全面而丰富的著作，必将构成海洋史研究领域的坚实基础。
——美国图书馆协会《书单》杂志
该书引人入胜，文采斐然，作者富有说服力地论证了海洋如何构成了一条通向现代世界的路径。
——美国《外交》杂志
该书包括丰富的史实与细节，从我们与海洋、湖泊、河流、运河之间关系的角度，讲述了人类历史的故事。
——《亚洲书评》
该书展现了出色的问题意识、优雅的文笔和百科全书式的视野。作者有力地提醒了我们，人类“乘船走向海洋”的冲动塑造了一切世代的全部文明。
——《华尔街日报》
毫无疑问，该书是目前为止最全面的一部海洋史。作者满怀激情地向我们讲述了海洋的故事，在当今的历史著作中，这种激情是十分少见的。
——《泰晤士报》
这是一部壮丽而全面的世界史，将我们从大洋洲的原始居民带入了集装箱时代。
——英国《每日电讯报》
这是一部最可读、最新鲜、最刺激、最全面、最敏锐、最富洞见而且最新的——简而言之是最好的世界海洋史。
——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历史学教授 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
该书对全球史进行了全新的审视。借助关于船只、风帆、风向、海流、航海技术及海洋法的大量知识，作者向我们呈现了一部从吃水线视角观察的生动的世界史。
——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卡伦·魏根
这是一个视角崭新且严谨有据的故事，阅读该书仿佛亲历一段令人欣喜的旅程。
——《达拉斯晨报》
摘录：
驯鹿善游，但水域却不是它们的天然生活环境。当它们游过河流、湖泊或者河口时，最容易受到攻击。人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一点。虽然人类和驯鹿一样，都不是以水域为家，但是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优势，那就是造船和航海的技术。捕猎四足动物虽然不是大多数人类与船只密切相关的一项活动，但是人们的确有许多离开陆地的理由。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 6,000 年前描绘挪威人在小船上捕猎驯鹿的岩画，这是已知最古老的描绘船只的图像。但是，人类社群在世界上的分布证明，我们的祖先在几万年之前就开始在水上活动了。
我们尚无法得知最早在海洋或淡水中活动的是什么人，也无法得知其原因，但是，他们一旦迈出了这一步就不会回头。使用船只进行捕猎、钓鱼或者简单的运输有着非常巨大的优势，人们不可能无视这一点。通常，与陆地上的旅行相比，水上旅行更快捷、更平稳也更有效率，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更为安全和方便。陆上旅行要面临野兽、人类、地形甚至沿海地区人群的习俗与制度所带来的障碍和威胁。而船上的生活同样十分危险，风向或水流方向的微小变化就能够导致航行者无法回到出发点，使其被迫登陆充满敌意的海岸。更糟糕的是，一个人可能会被彻底地从陆地上冲走。这些不幸的遭遇在远洋航行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找到克服它们的办法是实现远距离航行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制造机动性强的船只能够部分地解决问题，但更多地是依靠预测海洋是如何运作的—包括水流、潮汐和风向，当然也包括海面的状况、陆地与海洋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与海洋环境息息相关的鸟类、哺乳动物和鱼类。我们只能通过想象这一系列复杂的相互关系，来领略早在我们的祖先开始驯养狗或种植农作物的四五万年之前，最早的一批航海家所创造的伟大成就。
在大约 90,000 年前，我们的祖先跨过陆地，穿过西奈半岛（它将地中海与红海隔开），或者穿过厄立特里亚和也门之间位于红海口的宽 13 英里的曼德海峡而离开非洲。一些人从西南亚出发，沿着印度洋海岸前行。到了大约 25,000 年前，有人到达了中国南海一带。在最后一次大冰期时代，即从 10 万年前持续到 9,500 年前，大量海水变成冰川和冰河，致使东南亚地区的海平面比今天要低大约 120 米。今天广阔的浅海海床在那时都还是干旱 地区。西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各个岛屿仍是昔日所谓的巽他古陆（今东南亚地区）的延伸地带，而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岛和塔斯马尼亚岛则构成了被称为萨胡尔（Sahul）或大澳大利亚（Greater Australia）的大陆，它们之间则是一片广阔的海域和岛屿，这是一个被称作华莱西亚（Wallacea）的生物地理学区域。大约开始于公元前 5000 年的海平面上升，仅仅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岛屿和群岛的轮廓。
双体独木舟（double canoe）是太平洋岛屿殖民开拓时期使用的体积 最大也最为重要的船只。25 除了更加稳定，宽阔的甲板也为船员、乘客以 及货物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保护。库克船长曾观察过能够搭载 50 ～ 120 人、长达 21 米、宽约 4 米的双体独木舟。定居在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人很可能就驾驶过长 15 ～ 27 米的双体独木舟，它载着人群及生活必需品，经过长达 6 周的航行到达无人居住的小岛，并在那里建立社区。这些必需品包括白薯、芋头、椰子、香蕉和坚果树等可食用的植物，供饲养的狗、猪和鸡，以及生产工具和陶器。
中国人会吸引印度洋上的商人，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因为这里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丰富的文化的诞生地。在古代，前往罗马的印度商人通过中亚的丝绸之路了解中国，并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至少是间接的）。由于中国人起源于大陆，因此他们走向海洋世界时，要比同时代的其他地区的居民更加慎重，但他们最终还是走向了大海。首先，他们通过建造水利工程来精心治理纵横交错的众多河流，以保护陆地免遭洪水的袭击，提高农业生产力，并促进内陆的交通。之后，他们征服了中国南部的百越，操南岛语的百越人的祖先于公元前二千世纪迁徙到东南亚。其结果是，人们在纪元之前已经可以通过河流运河，从中国南部的广州到达西北的古都长安了。
这些新奇的热带物产刺激着中国精英的感官，使他们对来自印度洋各个角落的活跃商人愈发感兴趣。新的食材改变了中国人的烹饪方式（中国菜肴之前大多由鱼和蔬菜构成），中国君主十分喜爱带有异国风情的礼物。正如义净所看到的，与中国相比，印度的烹饪方式更为奢华，所有蔬菜皆精细烹制，在享用时会加入阿魏、清亮黄油、油及香料。唐玄宗甚至因为喜好异国事物而遭到保守派大臣的谴责，他们劝皇帝不要接受来自外国的礼物：“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菲薄，广示节俭，岂可以怪奇示四方哉！”不过，节俭并非大唐盛世的特征，唐玄宗并未理会其劝告，继续接受来自南方国度的大量礼物，包括来自室利佛逝和占婆的乐人与大象，以及来自印度尼西亚东部的珍禽等。
唐末五代时期，政府逐渐放松了对商人的控制，这体现在官方对待私有财产和贸易的态度上。农业产量的增加使农民获得了一定的自由，进而可以种植获利颇丰的经济作物（特别是在浙江），或者转而成为工匠和商人。贸易规模的扩大也促使中国开始试行纸币。8世纪时，茶商需要将大量铜钱转运回乡，而地方政府也要将货币形式的税收上缴君主。由于大量铜钱运输成本很高且不安全，商人们便开始将钱存进京城的进奏院，进奏院则给商人以凭证，称为“飞钱”。存入的钱财可以在各州取出，而各州的存款则来自长安进奏院中储存的资金。812年，朝廷开始采用这种办法来收取各地的赋税，这一做法在北宋时得到沿用。到11世纪，这种交易的总额达到每年300万贯。严格来说，尽管这是由政府垄断的，但商人在私人贸易中也可以使用飞钱，后来出现了早期的纸币—交子（本质上是一种期票）。政府效仿这一做法，开始发行官方的纸币，不过常常由于储备金不足而导致通货膨胀和纸币贬值。
在715年之前，唐朝已设立了市舶司，用于监管广州的贸易并向进口货物征收关税。8世纪中叶，僧人鉴真到访广州，看到“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聚如山”。随后，在杭州和明州（靠近长江口）也设立了市舶司。10世纪时，海外贸易十分繁荣。唐宋之间朝代更迭频繁，沿海的各个势力积极吸引商人，从贸易中获利，并赢得外国统治者的尊敬。随着宋朝政权的巩固，朝廷重设市舶司，其职责包括：检查外国船只；确保官府对所有进口货物拥有优先购买权（这些进口货物只能在朝廷许可的官营商店中出售）；征收关税；接待使团；为灾难幸存者提供食宿。在出海之前，中国商人必须前往设有市舶司的港口，市舶司会根据其提交的航行行程、船员名单及货物清单出具许可证，作为商人回国时的凭证。这些规定对中国人和外国人一视同仁。
人们对与航海及其相关法律的态度发生转变的明显原因，就是由于自动化的迅速发展与效率的大幅提高，航运业很大程度上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今天，在全世界的国际贸易中共有约120万名船员。这也就意味着，占全球总人口数不到0.5%的人，在占地球表面面积70%的海面上运送着全世界90%的货物。考虑到这些因素，航运业可以说是一种效率极高的产业。
（摘编人：吴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