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二十个站台》是青年诗人、评论人江汀的散文集。这篇文章按照写作主题分为三辑，第一辑是关于自己生活和写作的散文，第二辑是为作者身边的诗人、小说家、画家而写的随笔，第三辑是对外国文学所写的阅读札记。它们中的大部分曾刊登于在国内颇具影响的《经济观察报》书评版，其余篇目则散见于《北京青年报》《诗刊》《诗建设》《中西诗歌》《旅行家》等报刊。
书评：
米沃什在诗歌中说，“二十个世纪好像二十个日子。”而在夜间回家的路上，我模糊地想象，二十个世纪好像二十个站台。
——江汀
江汀的诗写得很谨慎，语气和节奏都显得小心翼翼，以致于可以看出修改的痕迹。但是，当他把这些特质运用到散文和评论里时，便呈现出一种富有张力的优雅质地。他的文章像是在围绕某个中心旋转，一点点地逼近，却始终与中心保持着距离。如卡夫卡所言：“艺术围绕着真理飞翔，却又下定决心不被它烧掉。”
最吸引我的是江汀书写自己和同辈诗人的那些文章，真诚得可以看见泪水。
——豆瓣网友远子
摘录：
二十个站台
有一次，我在旅途上随身带了本鲁迅小说选。我随意地翻到了《孔乙己》和《药》，读完后不禁眼眶湿润。这是少年时期语文书上的课文，十几年后重读，我明白自己在时间中初次理解了他。我重新把鲁迅当成我们当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形象在我成年之后再次降临。他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时至今日仍然是有效的。
文学与政治是两回事。但是，两者却面临一个相同的问题。走在北京胡同边上的老街区，一些光从低矮的窗口倾斜出来，我有一种错觉，感到这种景象一百年来从未变过。假如我们回到那里呢？想一想回到故乡的迅哥儿，在辨认之后，发现眼前的闰土已经变得欢喜、凄凉而恭敬。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
文雅的歌尔德蒙
到现在为止，我的写作只关注了自己的生活，只面向自己抒情；或许这使我相似于早年的勃洛克，如友人张杭所说。无论掺入多少其他因素，我的诗始终只是一首简单的抒情诗。我同样关注公共生活，但那尚未成为我真正的问题意识。在诗里，我曾试图去“观察来自邻人的光”，但那终究只是词句中的幻想。然而在这里，我想引用诗人孙磊的一句诗：“那光必使你抬头。”现在我抬起头。
钟放的忧郁
又一次，在聊天中，他再度向我宣扬关于黑暗和死亡的信条。但是我认为，诗歌以及它的痛苦不应成为我们生活的标签。你无法带着二分法去生活，生活并不是只有黑白两种颜色，我们无法永远锁闭在阁楼之中。即便是佩索阿的这首诗，它仍然是带着一丝反讽意味的。
然而，在言谈中，我逐渐发现自己很难说服他。因为钟放是诚实的，他只是说出了他所看见的东西。对我来说，波德莱尔式的“忧郁”是精神性的，我或多或少地虚构过自己的痛苦；但对于钟放，忧郁是物质性的、可以触摸的，像自己身上的一个器官。我仍然想起钟放生于1989年，二十多年一直生活在北京这座巨大的城市里。他所能拥有的传统生活经验，可能微乎其微。他和他的同伴们直接撞上了死亡、黑暗、颓废这些概念，它们像麦当劳里可以买到的汉堡。你无法阻止画家德•斯塔埃尔的自杀。
米沃什说，“在我的同龄人中，有许多人使我肃然起敬……不管你生活在什么地方，只要你是在用波兰语写作，你就跟一部集体作品发生了关联。”这也正是钟放和他朋友们的处境；我们大家都是盲人，一同触摸着中国这只巨型的大象。钟放的忧郁是一种公共忧郁。
一本幽僻的书就像一颗彗星
一本幽僻的书就像一颗彗星，需要时隔二十多年它才重新回到读者们的视野中。卡内蒂的《耳证人》就是如此，它上一次在中国出版是1989年，那时作者本人还在世。像我这样的青年读者，应该是在卡内蒂自传三部曲翻译出版（2006年）之后，才认识、喜欢上了这位作家。最近，卡内蒂的主要作品译本终于结集再版，当然，2010年代也已经过半了。
令人感动的是，我在豆瓣评论区里读到一位书友“那里”的故事。1990年冬天，他在蒸汽机车上做一名司炉，一次到站后，他在小雪中的站牌下等公交车，这时对面路灯下有人推着三轮车在卖书。他买了包括《耳证人》在内的几本书，然后坐到车上开始阅读，借着车窗外忽明忽暗的灯影读到了收录在书中的《泪水司炉》。他的这篇文章叫做《耳证人：书里不会夹杂1990年的雪花》。我被这个故事震惊了，它记录了我们认出自己命运的时刻。
（摘编人：韩海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