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邓康延先生及其团队的几位编导，在纪录片《盗火者》拍摄之后，用文字的形式沉淀充实了这一话题，编写了这部书稿，书中使用大量照片并借用记录影像语言，直面中国教育的困境和希望，对纪录片中未能尽现的故事情节、嘉宾访谈及制作者的亲历感受拾漏补遗，使本书兼具文字的厚重和影像的生动。书中重点涉及教材改革、在家上学、农村职业教育、华德福教育、课堂改革、公民教育、大学改革等社会极度关切的教育话题。不仅给出现况的真实描述与专家学者的观察和意见，更关注那些敢为天下先的教育改革“盗火者”，试图让读者了解那些奋斗在教育改革第一线的民间组织和个人的理念、实践和困惑。
杨东平在《教育改革的“精神火种”》一序中写道：“作为直面现实、深刻反思中国教育问题的纪录片，《盗火者》获得强烈的社会关注是意料之中的，因为中国教育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领域，更因为人们对一场实质性的教育变革的期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盗火者》已然超越了单纯的记录，而成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参与，一种重要的社会动员，传递着知识分子对教育弊病的揭示与批判，以及对以人为本的教育理想的阐述抒发。” ―――杨东平
著名学者陈丹青以《教育与国运》一文为《盗火者》序，追忆了王鼎钧先生在战时流亡的求学经历后说：“七十多年前的旧事与今日相同而相通者，只一项，教育者必须热爱青年，懂得教育，尤其是，必须有权。”“当今教育，问题如麻”，单是《盗火者》中说及的荒唐事，就读了起栗，我这里还提这些陈年旧事作甚?所以，此刻也如《盗火者》的作者及无数教育批评者一样，不过是谵妄之人。念及这一层，不如搁笔，请忧心教育而又无可奈何的闲人，来读这无用的书吧。”
―――陈丹青
作家冉云飞一直关注和研究自废除科举制度以来的中国语文教材，他在序言《与灾难赛跑的教育》中说：“如今极速变化的社会，在交通、经济、信息乃至教育、政治等方面都处于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之下，知识折旧率非常高，若不与现代社会和普世价值衔接，依旧拿几百年前社会遗留下来的“古董”教材直接袭用，在我看来，害人非浅。”作为恢复高考第一届77级大学生，邓康延经历过文革时没有师道尊严，也无书可读的年代；也经历过恢复高考后，信奉知识改变命运，每个人都挑灯夜战、勇于担当的“最好时代”。他说：“一个人所受的教育，铺开一个人的命运。......教育有生命，它是皮肤知冷暖，它是眼睛识明暗，它是心灵辨善恶。不管去学校的路有多远，童年都要背起书包；不管教育改革的路有多险，今天都得去攀援。不懂不爱不愿献身教育的人，请离开。”
―――冉云飞
诗人王小妮认为《盗火者》一书最重要的意义，便是“让人们可以通过文字，更持久深入地思索这一涉及面最广、持续讨论最长久的话题”，她在书评《给一条有光的路径》中写道：“这些平凡人家的孩子需要一条可能透得进光亮的路径，当他的脸被地铁门挤扁的时候，当他在租住的地下室里敲键盘的时候，还不至于太快地灰心和崩溃。”
―――王小妮
作家、著名纪录片制作人邓康延先生及其团队的几位编导，在纪录片《盗火者》拍摄之后，用文字的形式沉淀充实了这一话题，编写了这部书稿。书中使用大量照片并借用纪录影像语言，直面中国教育的困境和希望，对纪录片中未能尽现的故事情节、嘉宾访谈及制作者的亲历感受拾遗补漏，使本书兼具文字的厚重和影像的生动。 ―――豆瓣评论
对于中国教育而言，《盗火者》属于极具冲击力的“正能量”，远比那些“选择性”地专注于“教育事业欣欣向荣”的“歌德体”更含“正能量”。后者使无知者继续蒙在鼓里、麻木者更加麻木，前者却使无知者“看见”、麻木者警醒。“直面当下教育之痛”，促使更多人了解、关注和思考教育的不堪，为寻求教育改变积攒力量。 ―――豆瓣评论
一篇文质俱佳的美文，本应从各方面多层次给学生带来美的感染与熏陶，即便是文章主题或说中心思想，也该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读者当有不同视角，所谓见仁见智是也，而且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价值评判。但是教学让学生“挖掘”课文中心思想，“挖掘”到最后只能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标准答案”，岂不是对学生发散思维与自由思想的戕害？语文课就是要回归“语”和“文”，让学生感受祖国母语的意趣魅力，而不该时时被“中心思想”套牢。 ―――豆瓣评论
尽管《盗火者》制片人邓康延表示“我们只记录事实，不讲道理”，我猜他准确意思是“不作评论”，然而《盗火者》令人触目惊心的镜头揭示，还是具有某种“启蒙意义”，引起更多人关注与思考、推动与改变。“当我们每个人都在问的时候，解决就不太远了。”中国教育积弊由来已久，改变也不会是朝夕之功，要给理想一点时间，就像刘瑜所言，“相信时间，就意味着相信除了千千万万人日积月累的努力，历史没有进步的捷径。”
《盗火者》是否能够让人们发现那些教育繁华背后大家“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不堪与惨痛，并由此点燃中国教育事业的希望之火？让我们拭目以待。
―――豆瓣评论
摘录：
一个显而易见的共识是，中国教育出了问题，而且很严重。可是我至今很难见到一份可靠诊断报告，告诉我们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从“钱学森之问”到“诺贝尔奖焦虑”再到“民国老课本流行”，我们似乎隐隐约约知道，但又遮遮掩掩不愿说出来，是不是体制除了问题？是不是政治出了问题？我们若把一个社会的事物简单粗暴地分为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领域，那中国的现实是，经济领域最为开放，改革开放后官方政治允许经济开放，因为这成为执政的合法性。思想文化领域虽然也有开放与解冻，但总的感觉是远比经济领域要保守。深圳是一个绝好的例子，这里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但是这里的改革仅仅涉及经济，深圳的教育保守的一塌糊涂。教育界似乎在思想文化领域是最保守的，因为中国的教育基本上是官方控制，官方的教育会有“宣传”的成分，虽然改革开放之后的教育“宣传”的成分逐渐减少，但是依旧遗留太多。“宣传不是教育”，潘光旦先生在民国时期针对国民党“党化教育”而大声呼吁的这句话，依然足够警醒世人。其实，我对寻找“根源性”的解释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教育出了问题，根源真的在于政治体制？这样的归因是否过于偷懒？政治体制改革了，教育便会因此变好吗？我现在依然是怀疑的。
（摘编人：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