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继《民国纪事本末》后，刘仲敬又一本“刷新理解、重构解释体系”的力作。
本书是一系列历史快门的镜头，讲述了从殷周到清末民初的历史演变脉络，并兼及考察欧洲诸国的重要历史节点，将中国文明的演化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探讨历史上具有独特意义的人物、事件、思想，以此呈现出“从华夏到中国”的历史脉络――华夏各邦的塑造、从封建多国体系到官僚帝国、衰亡与重建、西欧秩序如何产生世界秩序、近代中国建构的若干关键路径。
如果将这些快照联接起来，就会产生文明―秩序之流的万古江河。其中，华夏川流、世界秩序、形态与背景、激荡的百年（包括正在发生的历史），这四种元素相互衬托，构成彼此的解释和整体的意义。如果拆散，解释和意义就会丧失其完整性。只有这些元素的配置恰到好处，我们才能理解自己在意义世界当中的位置，理解产生我们的生命川流，理解我们所在的世界秩序。
推荐语：
如果说，是《民国纪事本末》使我们初识刘仲敬；那么，《从华夏到中国》将告诉我们：为什么刘仲敬殚精竭力的知识谱系，出版界只了解极小一部分；为什么在高度同质化的中国社会，刘仲敬会异于大多数学人。
《从华夏到中国》成一家之言，冷静而敏锐，精到犀利评点俯拾皆是，浸透作者大才大识，透过流俗之见和文宣辞令，呈现出“从华夏到中国”的历史脉络――华夏各邦的塑造、从封建多国体系到官僚帝国、衰亡与重建、西欧秩序如何产生世界秩序、近代中国建构的若干关键路径。
《从华夏到中国》从事的是播种的工作，通过刷新理解，重构解释体系，使前因后果活起来，以理解产生我们的生命川流，理解我们所在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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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论述华夏文明到中国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内政外交，以国际社会为印证，理论高屋建瓴，分析却鞭辟入里。作者以人性为基本的切入点考察华夏之发展，对大事件评论又不同凡响。 ――亚马逊读者评论
摘录：
什么是中国的“经”呢？没有几个人能清楚地界定“中国”，更不用说达成命运共识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中国自我定位为社会主义、第三世界或是正在复兴的儒家古老文明，他的“经”都会具有“改变西方游戏规则”的涵义。
巴西、墨西哥、泰国甚至印度的崛起仅仅意味着改善自身地位和国民生活水平，并不会影响世界体系本身，因为它们的“经”都已经从属于西方价值观，它们的“权”已经纳入国际体系。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国际冲突的原因不在于利益冲突，而在于利益冲突能否纳入当时的国际体系。
忠孝为先，折射国家并立，然忠伪而孝真，至乱世则难欺。
文明改变游戏规则，是传统民德在文明体系内丧失进化优势，供寄生虫吞噬，流氓无产者-寄生掠夺者转而取得体系内进化优势，最终毁灭文明而后自取灭亡。
自我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通常是同一过程的两种不同表述，边界塑造就是一切。光绪三十一年（1905），梁任公启动了发现中国的进程。此后的事态发展之快，超出了他当时所能预料。不久，“中国”或“中华民族”的幽灵就走遍大地，寻找自己的肉身和角色。19世纪德高望重的诸位老神在喧嚣声中醒来，惊愕地打量这位来路不明、意图难测的新客，不知道该在哪里安排座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诸神错愕之际，人间几度沧桑。幽灵修炼百年，道行已深，吸取了华夏万千未践的遗嘱，历览五行三界、悲欢离合，渐渐觉得自己有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语言自有魔力，像雕刻家手中的凿子一样，劈开世界，塑造自身。每一个字都会给雕像留下一条不可逆的线条，丝毫侥幸不得。
华夏的古老经常使我们忘记，中国其实多么年轻。用梁任公的术语说，“少年中国”仍然是“新民”。她步入这个拥挤的世界，已经不能再指望海阔天空的处女地。青春往往是痛苦而危险的，因为世界的表象和世界的律法形成了一对险恶的漩涡。她在最需要智慧的时刻，通常没有她所需要的语言。世界没有任何现成的语言，能够适应她的需要。她只能一面发现世界，一面发明自己的语言。换言之：世界是一面镜子，反射出她的希望与恐惧。如果镜中的形象变得陌生，她就需要重新塑造自己的语言。语言是道行的体现，成熟的语言会赋予她更大的力量。当她找到适当的语言，就会发现自己适当的位置。这时，诸神的天空不再变幻莫测。在此之前，世界仍然不会给她家园的感觉。
项王负家国众望，必欲为楚人之戴高乐，绝难容忍诸夏（诸欧）一统、荣耀古国沦为寻常行省。西楚霸王肢解暴秦，主持多国体系，无异于盟军肢解德国，重建“各民族的欧洲”。新联盟用于监视霸国复起，并无取秦而自为秦政之意。有原则政治家唯愿复兴祖国，所争不在权位，故而政纲一败，绝不恋饯、偷生。“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楚国贵族）”证明项王只知有楚，以为华夏不过文明概念，并非国家。后人责其何不西都关中，愚蠢程度等于责问戴高乐何不定都柏林。显而易见，此类计划唯有无根游士-游民集团始能奉行。就当时形势推断：八千子弟必系楚国本土贵族精华，断非沛公“为天下者不顾家”之个人冒险家集团。项王之所以不能广纳各方人才，亦在于贵族集团原不能容许外邦人、卑贱游民出人头地。后人以为楚军等于后世“五湖四海”（打天下）流民集团，想象首领完全依赖个人手段、随意行使武断权力，纯属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陈寅恪先生指出，萧梁的失败不同于晋、宋、齐的朝代更迭，而是南朝整体的失败。当时的士大夫完全清楚其中意义。诗人庾信喊出了“天何为而此醉”的绝望，史家姚察记下了“行仁义而国亡”的悲情。不可能，上帝错了、历史错了、圣人错了，事情不应该这样！他们都是南朝入北的遗民-士大夫，然而生而为北朝臣民的文中子同样没有忘记：礼乐在东晋，随南朝俱亡。他们知道，以“汉魏衣冠”为象征的第一个中国――纯粹的华夏文明――已经“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他们生活在“北代神君、阴山贵种”统治的第二个中国――冒牌的隋唐文明，注定是永远的异乡人，流亡永远不会结束。
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民族生命中最神秘的一刻，其超验的程度仅次于个人的诞生。起点是初民的乡邦――泥土、风景和地理，终点是末人的国家――塑料、机械和统治。初民只有感性的混沌，末人只有理性的计算。两者都是孤独的浪人，在天地不仁、宇宙孤寂之中演出无意义的布朗运动。他们有无穷的“事件”，但没有“历史”；因为历史是融会贯通的“意义”和“边界”，像雕刻家对待石料一样，凿开“意义”和“无意义”的边界，于是大卫像抛弃了无意义的碎屑，从无形态的粗坯中跃然而出，好像他一直在那里。
初民与末人之间、生与死之间、石坯与碎屑之间，有民族、灵魂、历史。人类智性的光芒在这一瞬间照亮了宇宙的黑暗，第一次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自己注定落入的那个长夜，在恐惧和颤栗中发现了自己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短暂生命对无尽黑暗的挑战。然后，长夜来临，雕像破碎。留下的满地碎屑虽然像石坯一样无形态无意义，但是不像石坯那样孕育着潜在的生命；只有接受千年劫火的轮回后，才能充当石坯的原料。在十字架君临的库斯科、宣礼塔坐镇的孟菲斯，你可以看到这些碎屑在轮回中跳动。
（摘编人：姜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