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记忆：历史与政治理论》共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包含了沃格林了自传性和沉思性文章（分别写于1943年和1965年）。第一部分详细呈现了是如何沃格林对其时下的意识理论进行突破，从而恢复了本真的意识性概念。第三部分始于对亚里士多德式意识阐述的反思，进而拓展到一个古典哲学尚未进入到的新领域。在这两个沉思性的部分中间，是八篇研究论文，它们展示了秩序的历史现象是如何引向一种类型分析，这种分析最终在对意识的沉思性探究中达到顶点。
书评：
“在社会失序的各个时期——比如我们当下，我们被原本表达过往记忆的那些象征所形成的废墟，以及反抗这种遗忘状态的那些象征所包围；职是之故，我们须得重新开始记忆这一事业。”
——埃里克·沃格林
《记忆》一书在沃格林的智识生涯中，地位相当独特。一般来说，他很少有兴趣去回顾之前已经发表过的东西，甚至，一旦兴趣不再，他连篇幅巨大的《政治观念史》都懒得筹备发表。那么，《记忆》这部以回望和盘点、而不是闯进新领域的作品，就值得读者们注意了。
摘录：
与舒茨的哲学对话始于我们在维也纳大学（University of Vienna）做学生的20年代，直到他1959年去世才终止。
在维也纳期间，对话以彻夜长谈的形式进行。1938年移民之后，我们两人天各一方：舒茨住在纽约，我住在路易斯安那。只有我去东部时，彼此才有交谈机会，大部分对话都是以通信方式进行的。
自从开始对话，我们就专注于这类问题，不过，当时的哲学工具不足以[令我们]取得对这类问题的满意洞视。对我们两人来说，共同的出发点取决于我们在[42]新康德主义方法论上所受的训练，尤其还取决于胡塞尔现象学。
舒茨在智识方面远比我有活力，也远比我更关心切实可触的成果。他从此执著地继续探究和使用现象学方法。舒茨各种努力的首个成果是《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理解社会学导论》在我看来，他后期这些工作中顶重要的要数那些关于实在（reality）问题的篇章。尤其是他越过现象学[门户]，对那些蕴含在詹姆斯（William James）多元论（pluralism）中的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
与舒茨满是劲头地前进相比，我的开端要犹豫得多。我的兴趣倾向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研习古典作品时，我不可能没注意到它们关于政治秩序的哲思前提根本与现象学相异，虽然我还想不太清楚，这两者在推动性体验方面有哪些差异。
我俩一直在以不同但平行的努力在追索一个问题，也正是1943年在纽约的几次谈话，为我们俩都澄清了这个问题：胡塞尔的现象学哲思，在原则上以对外部世界各种客体之体验这一模式为祈向（is oriented to）；而古典[哲人]关于政治秩序的哲思，同样地在原则上以对超越神性存在之智性体验（noetic experience）这一模式为祈向。
这个新洞见虽然未迫使我们两人中任何一个抛弃胡塞尔的取径路线（line of approach），却的确迫使我们识别出这种取径的某些局限，并作出些更正。
尝试从先验自我推导出交互主体性，与作为原真事实性（faticité primordiale）的交互主体性（l’intersubjetivité）来了个对碰之后，舒茨似乎已认识到了此自我论视角（vue égologique）的各种局限。然而，或许正是此时此刻，舒茨遭遇到了胡塞尔本人最后的思想（la dernière pensée de Husserl lui-même）？
对我而言，这个洞见引出了以下结论：古典政治学虽则是所有就社会秩序进行哲思的基础，却绝非有关此主题的最终定论。首先，事实上确有内在于世的（world-immanent）行为网络，尤其是整个以目的为导向的、理性计划行为的领域，而且阐释这个领域需要舒茨所发展的那种理论。其次，就那些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各种体验而言，体验（experience）与象征（symbol）之间关系这个更笼统的问题对于我来说已变得清晰；实在的重心（Realitätsakzent）已经转移到了各种体验上。因此，我只好[44]将之前所计划而且已经有相当进展的“政治观念史”当成过时的事情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对意识哲学的新探究：关于对秩序的各种体验、关于这些体验在象征层面的表达、关于各种开创性建制、最后是关于意识之秩序本身。
这一席哲学对话以舒茨离世而告终。但是它真的终止了么？将近四十载的共同思考和相互检讨，不会只在作品上留下它们的印记，它们还会留下这个习惯：通过一部作品问自己，另一个人对此会说些什么。我们这代最敏锐的哲学头脑之一，仍然是我思考的无声同伴。
（摘编人：李明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