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系作者为法国著名科学杂志《新发现》之中文版所撰写的专栏文章结集。作者从历史上种种趣事入手，揭示科学之前世今生，将科学从人们盲目迷信和崇拜的神坛上请下来，还其应有面目。行文之中，注重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诸外部因素之关联及互动；作者又喜用学术眼光分析逸闻趣事，常有标新立异之论点及表达――初看似乎离经叛道，细察则仍言之成理。而对于唯科学主义之弊端及谬误，作者关注尤多。
“内行”所写的“外史”：这是一本随笔性专栏文章的汇集，读者可以相对随意地随手翻到哪里就读到哪里地轻松阅读，会在阅读中发现，其实科学也有诸多的面孔，也有诸多有趣的侧面可以让人审视、把玩甚至进行有益的思考。在那种类似于传统文人“手倦抛书”式的休闲阅读中才可以体会的阅读意境，或许在对这本书的阅读中也是可以得到的。 ――刘兵
科学也可以是幽默、风趣的，通俗和生活的。 ――亚马逊读者
摘录：
并不是所有历史人物的诞辰都可以用天文学方法推算，但孔子的诞辰恰好可以。
我曾先后花了数年时间，尝试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中寻找能够解决天狼星颜色问题的史料。最后出乎意料，竟在星占学文献中找到了决定性的证据。
哈雷彗星可以说是天赋异秉，“出道”的故事又名动江湖，围绕着它的前世今生，注定了要有许许多多故事。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文化的多元自发生成是完全可能的，因此许多不同文明中有相似之处，也可能是偶然巧合。但是《周髀算经》的盖天宇宙模型与古代印度宇宙模型之间的相似程度实在太高――从整个格局到许多细节都一一吻合，如果还要用“偶然巧合”去解释，无论如何是太勉强了。
《周髀算经》中上述关于寒暑五带的知识，用今天已经知道的知识来判断，虽然它们并不是在古代希腊的球面坐标系中被描述的，但其准确性却没有疑问。然而这些知识，却并不是以往两千年间中国传统天文学中的组成部分！
如果认为星占学是伪科学，那么历法（数理天文学）这个科学就是在为伪科学服务。
最初是作为天文利器传入中国的望远镜，在中国甚至可以商业化生产之后，却并不被应用于天文学上。
我之所以将托勒密称为“一个改变了世界的历史伟人”，主要是考虑到，一个伟大学者的论著，有时会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不可思议的直接影响。这种影响是他在撰写其论著时绝对没有想到的。托勒密就是少数这样的伟大学者之一。
在现代人心目中，开普勒之所以能够名垂青史，是因为他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定律。但是开普勒曾经是那个时代全欧洲最著名的星占学家之一，事实上，没有他的星占学也就没有行星运动三定律。至少到17世纪早期，天文学家仍然同时就是星占学家。开普勒就是这个传统最后的代表人物。
事实上，科学史上有许多伟大发现，都是在不用国家一分钱的状况下完成的。而如今那些用掉了纳税人亿万金钱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与万有引力和相对论比起来，绝大多数显得多么平庸、多么匠气、多么令人汗颜！“爱因斯坦奇迹年”完全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产物，而不是计划经济或“计划学术”的产物。
现在霍金也加入了反对与外星文明交往的阵营。就我所知，他可能是迄今为止加入这一阵营的最“大牌”的科学家。考虑到霍金的影响力，尽管这不是他的创新，但很可能成为他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最大贡献。
霍金“依赖模型的实在论”意味着他加入了反实在论阵营。
重新评选中国“四大发明”――丝绸、中医药、雕版印刷、十进制计数。
“四大奇器”之中，目前只有指南车复制成功，可以相信古代确有其物。而司南、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三器，迄今为止只能认为是古代的传说――即使曾有过其物，其神奇功能也只是传说。
如果我们认为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而改变了历史，那么这一笔历史功绩，还是要记在发明了黑火药的中国人帐上，而不能记在发明了黄火药的欧洲人账上。
奇怪的是，这些朝鲜学术前辈明明都承认活字印刷术来自中国，他们的后辈――当代的韩国学者――却视而不见，继续倾力打造“韩国发明印刷术”的现代神话。
小小钓鱼城，为何可以创造出如此的战争奇迹，除了城中军民万众一心忠勇爱国的精神因素，技术上的因素也是极端重要的。钓鱼城之所以竟能坚守数十年不被攻克，想来必有其“可持续坚守”之道。……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许多著名的建筑工程师想尽办法要修筑“永不陷落”的要塞城池，他们要是知道，遥远东方的冉氏兄弟，早在公元1243年就修筑了永垂不朽的钓鱼城，一定会爽然自失，自愧弗如的吧？
苏东坡《蝶恋花•春景》词下阕云：“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描述了墙外行人与墙里秋千少女之间那种微妙的心理活动。如将这种描述移用来隐喻物理学界和科幻界对“多世界”理论的感受，或许不无某些暗合之处。如果说随着爱武烈特退出物理学界，他发出的“多世界”笑声就此“笑渐不闻声渐悄”的话，那么科幻界的“墙外行人”却为此浮想联翩。
在FBI（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档案中，爱因斯坦在1947年12月作过如下声明：“我来到美国是因为我听说在这个国家里有很大、很大的自由，我犯了一个错误，把美国选作自由国家，这是我一生中无法挽回的错误。”
在今天的时代，还很少有普世的“政治正确”。对于不同的民族国家，“政治正确”经常有着不同的含义。例如，对于中国人民，只有不侵害中国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主张，才有可能是政治正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戈尔的上述主张，《京都议定书》中要求美国和发达国家率先节能减排的主张，对中国来说可以算是政治正确的――尽管它被一些美国人视为“政治不正确”。
今天的科学技术，已经是脱缰的野马，人们对于科学技术，早已不是担心它发展得太慢，而是担心它发展得太快，担心它会失控。今天的科学技术，早已不需要《太空漫游》所代表的前一个传统来呼唤它，却迫切需要《1984》所代表的后一个传统来反思它。
（摘编人：彭雪勤）